深圳罗湖区检察院以量刑辩论促量刑公正

时间:2015-06-21 09:27:00作者:张灿灿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评论投稿打印转发复制链接||字号

分享到:

  

    2009年“量刑公开化第一案”庭审现场 

  五月中旬的广东深圳,已提前入夏,一阵风雨一阵晴。但闷热多变的天气没有影响罗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崇安的好心情。5月15日,他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客人”也曾是“主人”——他曾经的下属、已经调离检察院两年的郭天明。两人称得上“最佳拍档”,一主一辅推动了罗湖区的量刑辩论改革。

  回忆起十年间的探索历程,两人感慨颇多。从试着移送起诉书时附加量刑建议书,再到探索在庭审中就量刑进行辩论,最终促成公开透明规范的量刑步骤。改革虽伴随着争议,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当然,两人也没料到,十年前一个“小而有益”的尝试,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最终,量刑辩论写入了修改后刑诉法,成为法庭常态。

  试水量刑建议:打破量刑工作神秘感

  量刑公正被称作“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但实践中,量刑工作一直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力,量刑过程也是“法官的内心活动”,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

  所以当2009年“量刑公开化第一案”在罗湖区审理时,以量刑辩论促量刑公正的做法立刻引发热议。量刑工作神秘感被一举打破。

  时任罗湖区检察院公诉二科副科长的郭天明正是案件公诉人。当年3月26日,罗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韦某等三人盗窃案。案件看似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但庭审时却多了一出“好戏”。在对事实和证据的讨论结束后,法官宣布接下来有个新环节——量刑辩论。

  郭天明记得很清楚,他先宣读完量刑建议书,随后和辩护律师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等展开激烈辩论。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毫无保留地“摆在台面上”,以供法官“兼听则明”。双方针尖对麦芒地论战了三轮,最后法院合议庭评议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很满意,表示服判息诉。

  旁听的十几家媒体没有吝啬溢美之词:“将刑事被告人量刑纳入庭审过程的破冰之举”“量刑辩论激烈程度令人耳目一新”“有助于公开公平公正的重大改革”……

  相较于媒体的惊喜,郭天明很平静。因为在当时的日常工作中,这样的庭审亮点早就有迹可循。在此之前的四五年,该院就踏上量刑公开透明的探索之路。

  探索缘起于胡崇安长期观察案件后的感受。重定罪、轻量刑,曾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实际上,罪与非罪,判定并不是难题;判长判短,却是关注焦点。法官之间由于经验和判断的不同,很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不过‘法官的内心活动’外人不得而知,量刑过程并不公开透明。”

  胡崇安进一步发现,很多被告人最关注的恰恰是最神秘的量刑。因为缺乏对刑期的预判,被告人及家属最终等到法官“一锤定音”时,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怀疑法院暗箱操作,从而导致刑案上诉率居高不下。

  2005年,本着积极参与量刑工作和加强检察监督的初衷,在胡崇安的带领下,该院通过深入调研论证,制订了《量刑建议规则》,主要针对简易程序案件,要求公诉人在制作起诉书时另附一份量刑建议书,一并移送法院,被告人因此初步了解量刑情况。

  “比起之前很多简易案件公诉人‘起诉书到人不到’,量刑建议书既主动参与量刑工作,又弥补了监督空白。”郭天明说。有了制作和送达量刑建议书这一步骤,量刑辩论程序初具雏形。 

  量刑辩论成庭审一环:走向程序正义 

  常言道,无声胜有声。但胡崇安和郭天明认为,量刑过程却是“有声胜无声”。2006年开始,罗湖区检察院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书也由简易案件逐渐推广到更多更复杂的刑事案件中。

  郭天明说,复杂的刑事案件量刑情节多,也意味着“辩点多”,控辩双方在量刑意见上就有更强的辩论意愿和更大的辩论空间。因此,庭审中控辩双方对量刑意见的阐述和争论逐渐多了起来。

  2009年3月,罗湖区检察院、法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意见“将量刑辩论程序纳入庭审”,中心要求即是在庭审中新设一个独立程序——对公诉人量刑建议书中的量刑问题,由公诉人与辩护律师、被告人进行充分辩论,让法官居中听辩、酌情采纳。

  “看到量刑建议书,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就已经对刑期有了初步预判。庭审中充分的辩论,又多一次鲜活的释法说理。比起之前法官一锤定音的‘突袭’,被告人更容易接受,服判息诉的越来越多。”胡崇安说。

  “一年的成绩就足以显示这项改革的成效。”时隔多年,胡崇安仍记忆犹新,这项改革推行仅一年,当庭判决率不断上升,刑事案件上诉率也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

  实际上,还没到一年,上级单位早已关注到这个亮点。2009年当年,广东省检察院在该省公诉工作会议上推广了这一做法,年底又和省高院联合发文,在全省检法系统推广量刑辩论工作经验。

  让胡崇安欣慰的是,到2010年,这项工作已经走得更远。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决定从当年10月1日,在全国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改革成功的背后,也藏着不可计量的付出。多一道量刑辩论程序,不光是写文书、斗嘴皮。出庭经验丰富的郭天明有切身体会:“以前定罪只需要找到事实,现在涉及到具体的量刑幅度,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就要夯实、细化证据,让充分的证据去支撑量刑建议和庭审辩论。”

  “可以说,公诉人的工作增加了三分之二不止。”胡崇安说。为了方便公诉人更好地进行量刑建议和辩论,2010年9月,胡崇安再次牵头,带领骨干研发了“量刑建议计算机辅助系统”。案件的主要量刑情节和计算都在电脑上完成,只要输入“自首”“退赔”等相应情节,动动鼠标就可以初步估算。

  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全面实行后,这一软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人手一本的“量刑白皮书”,精华悉数转化到纸面上,成为每个检察官的日常工具书。

  改革在争议中前行 

  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曾经神秘的量刑工作一直是法院的“专有领域”。检察机关尝试进入时,不少人提出质疑:这是否是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侵蚀”?不少法官也接受不了这个“新生事物”。胡崇安记得,甚至有法官将附在起诉书后的量刑建议书撕掉,不给被告人。

  对此,郭天明解释道,量刑辩论主要为了强化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并非“越俎代庖”,公诉人只给出量刑建议范围,最终审判权依然在法官手里。另外一方面,量刑公开透明,控辩审三方平衡也能有效防止量刑环节的司法腐败。

  最终,改革成果给了先行者最大的“底气”,几千宗刑案的法律效果也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上诉率、抗诉率、上访申诉率相对下降,退赃退赔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相对提升。 

  刑事案件呈现出的“三降三升”势头,让质疑者无从斑驳,同时也让法官看到量刑辩论促进司法公开公正的巨大能量。为防止“辩护不力”导致量刑辩论流于形式,达到“有来有往、有攻有守”的诉讼平衡状态,法院积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对被告人“应援尽援”,努力保障高质量的量刑辩论。

  在此后的公开受访中,不少法官主动为量刑辩论工作“点赞”,评价是一改过去检察重定罪、法院重量刑各扫门前雪的工作模式,做到量刑事实查明在法庭,量刑轻重辩论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让量刑走向公开公正。

  曾经备受争议,曾经于法无据,还曾经因工作量激增激化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探索历程看似“吃力不讨好”,但罗湖区检察院并没有间断过步伐。“司法公正,需要这样的务实举措。”“这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的特区精神。”胡崇安和郭天明这么理解。

  回忆完近十年的探索历程,胡崇安也自动切换到展望模式。从检察官职业化改革到刑案速裁程序试点,眼下罗湖区院肩上的任务还很重。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们一直在路上。

  链接 

  2009年3月,经过实践探索,罗湖区检察院和区法院联合制发《关于刑事案件量刑辩论的实施办法》,在庭审中全面开展量刑辩论。2009年12月,广东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联合发文,在该省各级检察院和法院推广罗湖的量刑辩论经验。2010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国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此后,量刑辩论相关内容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通过。2013年起施行的修改后刑诉法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 陈舒

  通过量刑辩论,控辩双方把各自对量刑的建议和意见都毫无保留地“摆在桌面上”,使法官“兼听则明”,为自由裁量提供更加充分的参考意见。在量刑辩论中,被告人充分了解自己的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也充分表达了对量刑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充分行使,提高了法庭的公信力。罗湖区适用量刑辩论案件的低上诉率、零改判率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在促进量刑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杨晓]
上一篇文章:广东省检察长: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更好地发挥检察职能
下一篇文章:安徽人大要求检察机关主动适应新常态更好服务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