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深化检察改革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时间:2014-12-04 07:01:00作者:戴佳 贾阳 许一航 程丁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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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深化检察改革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座谈会13位专家咨询委员发言摘要

  编者按 1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专家咨询委员座谈会,李步云、陈光中、马怀德、王利明、左卫民、龙宗智、付子堂、刘荣军、汤维建、何家弘、汪建成、宋英辉、胡建淼等13位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先后发言。他们就检察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现将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供研究参考。

  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步云

  要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定位,行使好法律监督权。十七大以后党的文件提到过权力配置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要建立法治监督体系,我们应当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定位,将反贪、公诉作为广义监督的内容,坚持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决定》指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这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要扩展到行政领域、社会领域。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预防腐败也有重要意义。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治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宪法至上。实行法治,预防腐败是关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可以起到预防问题产生的效果,如通过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因此,检察机关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上。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意义重大、新的改革措施。保证侦查、审查起诉以审判为中心要做到四点。第一,严禁刑讯逼供,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有很多规定,但还有漏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应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同样要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非法证据的案件有必要举行听证审查程序。第二,要完善辩护制度,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明确规定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的强制效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第三,进一步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出庭本来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存在立法缺陷,把证人出庭的三个条件并列,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导致现在的证人出庭率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在法庭上念证人笔录。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法院、检察院也要改变观念。第四,要严格证明标准。认定事实要符合客观真相。在刑事诉讼法中,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标准同法院裁判标准表述基本一致,但实际上没有达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严格司法”,从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就要“严格”,从源头上保证质量,防止冤假错案。

  对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有益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对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民事的,一种是行政的,但重点是行政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决定》提出了这方面的改革要求,所以要探索和推进这项改革。一是明确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应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如果简单地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出现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体现不了公益诉讼的特点。二是界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和范围,不能包罗万象。不是所有涉及公众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都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方式加以监督,探索之初可限定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案件范围内。三是明确启动的程序。一个渠道是社会团体或者自然人可以请求检察机关提起,另一个渠道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行政行为的,不宜直接提起公诉,应当先督促纠正,然后发出检察建议。在这些措施未果的情况下,再提起诉讼。四是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效力。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相当于刑事公诉,法院必须受理,不能驳回起诉,或者说不予受理。在诉讼后果方面,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不服时,提起抗诉可能更合适,因为检察机关这个时候是代表公共利益,而且还有法律监督的职能。

  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王利明

  我个人一直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要根据《决定》修改有关法律,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如果不修法,也可以通过解释现行法律进行探索。如民事诉讼法第55条可以解释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检察机关。《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修改法律的政策依据。检察机关要珍惜机会,通过修改法律明确公益诉讼,确保有法可依。其次,要明确公益诉讼的范围。“公益”即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且它在不断发展,甚至是在不断地扩张。如果不明确公益的概念,行政公益诉讼涵盖过多的案件类型,不一定合适。建议最高检制定相关解释,细化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最后,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和相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关系。我认为,可以先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等多种手段维护公共利益,将起诉作为最后选择。

  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个制度很好,关键是怎么落实。建议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具体内容,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界定领导干部的范围,界定干预、插手的具体情形,并对应不同的责任,同时还要明确办案人员是否有记录的义务。

  扩大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

   

  四川大学教授 左卫民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将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列为工作重点非常必要。

  一是构建科学合理的选拔任用机制,确保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能力和水平。现在,要把选拔人民监督员的职责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司法行政部门怎么确保人民监督员参与刑事诉讼的能力和水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最高检要和司法行政机关协商,建立科学的人民监督员选拔标准,使人民监督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具备监督能力。

  二是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进一步发展。现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主要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即使如此,人民监督员参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比例也是有限的。下一步,应当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首先,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当不再局限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在一定条件下,检察机关侦查终结决定起诉的,审查起诉、决定移送起诉的案件,也可以适当地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特别是在侦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律师与检察院之间的分歧较大,甚至存在根本性分歧的案件,人民监督员可以介入监督。其次,人民监督员制度应适当扩展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工作体现司法民主性,今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范围应适当扩展。从现实生活来看,社会公众真正关心的案件,可能不是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相反,可能是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对于公众关注度非常高的案件,虽然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人民监督员也可以进行监督。

  检察权运行机制应当细分

   

  四川大学教授 龙宗智

  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关键意义。在这方面,我国检察机关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存在很大差异。我国检察机关的业务类型具有多样化和特殊性。这种多样化和特殊性,决定了应当细分和科学化检察权运行机制。一是司法型业务及其运行机制。司法型业务包括公诉和批捕。批捕是典型的司法业务。我国检察机关对批捕采取的是内部审查模式,用行政审批代替外部司法审查来保障程序正当化的基本要求。公诉又叫准司法,就是以司法和类司法的方式运行,比较强调独立判断和操作。二是行政型业务及其运行机制。行政型业务主要是职务犯罪侦查。职务犯罪侦查强调组织指挥、统一协调,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行政化的业务,不能简单地适用办案责任制。三是监督型业务及其运行机制。监督型业务包括刑事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监狱看守所监督。监督型业务分为一般监督行为和重大监督行为。一般监督行为主要是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承办人就可以操作。重大监督行为关系到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检察权的运行机制是集体讨论,还有审核程序。四是事务型业务及其运行机制。检察机关有大量的事务型业务,如案件管理。它们基本采取行政工作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检察业务设置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就是用制度和程序解决检察权的运行机制问题,实现运行机制的规范有序、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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