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卡夫卡奖"获得者阎连科:创作中探求看不见的真实

时间:2014-06-06 06:33:00作者:毛亚楠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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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得了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照片由阎连科本人提供

  

  

  

  

阎连科的《年月日》、《日光流年》、《风雅颂》、《炸裂志》

  【原标题:追寻看不见的真实:再也不会绕道而行】

  5月27日,据捷克通讯社报道,以中国近30年以来社会巨变为背景、创作极具现实讽刺性和荒诞意义的小说而知名的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得了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使阎连科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

  “卡夫卡文学奖”被视为捷克所颁发的最具全球重要性的文学奖项,主要颁给作品具有人文主义关怀且“其角色能够永恒并有效地呈现出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的作家。而阎连科作为中国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寻找更好地书写时代纷乱现实的方法,一直是其文学创作的重点。

  去年12月,阎连科曾接受本刊记者专访,表达了自己想用文字呈现现实的野心,同时也指出在写作上保持“绝对个性化”的重要性。夸张、怪诞、极端的叙述形成阎连科作品直接的美学风貌,这与卡夫卡文学世界的荒诞变形不谋而合。

  “我作品中的情节虽然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魔幻和荒诞,因为在阅读的时候,相信读者能够感受得到,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阎连科告诉记者。

  纵观阎连科的创作之路,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用一种“接地气的想象”,提醒人们直面不敢直面的现实。

   难以把握的荒诞现实

  阎连科生于1958年,河南嵩县人,小时候放牛种地,高一就辍学,20岁时,应征入伍,22岁时提笔写作,目的简单直接,就是想同作家张抗抗一样,写出小说,逃离土地。1982年,文学的力量开始反作用于作家自身,在“成为了每月有64元工资的部队干部之后”,阎连科写作的目的由最开始的“作为敲门砖”转而“升华”到了成名成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的“盛唐时期”,“成名成家”的思想影响着所有追求写作的人们,那时的阎连科还只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个小排长,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曾半夜到部队机关大门口偷茉莉花,坐三个半小时的火车,到河南开封《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送花和稿子,听人家讲半天文学和小说发展趋势之后,再买张站票返回商丘的营房。

  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正式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从1989年到1994年,阎连科创作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瑶沟系列”、充满浓郁民俗气息和传奇性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以及展现农民军人当代景况的“和平军人系列”等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为其赢得广泛声誉。

  而真正让阎连科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则是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年月日》,《年月日》创下同时被六家选刊选载的纪录,并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此后,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被认为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坚硬如水》获“九头鸟”优秀长篇奖,《受活》成为其代表作,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丁庄梦》、《风雅颂》则令他扬名海外,成为国际文坛受瞩目的中国作家。

  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带给阎连科声名、稿酬及尊严,然而成名成家,人到中年,阎连科却越发地感觉到,“写作虽已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融进我的身体当中,可我却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欢愉”。因为他发现,日趋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已成了摆在作家面前巨大的命题。他根本不是什么“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真正的现实,远比小说故事还要残酷,还要复杂怪诞。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电视、看报纸、看网络和在因所谓的豪华盛世而终日连绵不断、胡吃海喝的饭局晚宴上听到朋友、客人拿着牙签、筷子给你讲的故事笑话,几乎每一则、每一个,都让你惊愕不已,不可思议又千真万确。今天中国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如天方夜谭。”

  其实,这种“世界面前,文字无力”之感,十几年前,阎连科就有。2000年前后,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出版,它和《年月日》、《耙耧天歌》等“耙耧系列”一道为他赢得“苦难高手”的美誉。然而当他回到故乡,见到他《我与父辈》中写到的那位一生操劳的大伯,大伯晚年偏瘫,每天都如植物人一样坐在门口,村里还有很多老人,因为得了癌症没法治疗,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山坡下的河边晒暖枯坐。“三九”天里,老人们彼此交换了对生命、生活的感受,相约跳河自杀,从河里打捞出来,是一根根冻僵了的人体冰柱。

  作为一个敏感的写作者,阎连科震惊悲痛,又羞愧难当。阎连科认为:“我有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选择我为一个写作者,成就我为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我的写作,没有更深沉、细腻、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喜乐和灵魂以及内心的苦难和不安。”

  “社会的急速变化,使面对现实落笔的小说,很快都过时、滞后和没有意义。为什么一定要从小处着手写小说,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爱一切、理解一切、拥抱一切”,阎连科特别想写一部“格局大”的小说。

  找到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长久以来,阎连科都注重对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冲动一方面激发他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压迫他自我的内心。

  他曾在《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里谈到面对写作时出现重复的苦恼。他认为这是认识生活方式的固定所导致的“无可奈何的重复”。阎连科自我评价,《受活》之后,他的作品基本都在原地踏步,直到他写到了《四书》、《炸裂志》。

  2008年底,阎连科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大学教授,领导告诉他,只管写自己想写的,其他都不用担心。阎连科也第一次有了“松绑”的念头,想写一部“不为出版而随心所欲”的故事,“在写作上彻底获得词语和口述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口述秩序”。

  阎连科写作有个习惯,他经常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而产生写作的冲动。写《四书》时,是因为“脑子里总有一个孩子拿着把手枪,每见到人都把枪递给对方说:你把我枪毙掉吧!你把我枪毙掉吧!”

  他于是用文字把这个念头进行延伸和塑造,将《四书》的背景放在了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河南省黄河故道上的“育新区”劳动改造,其中一个“育新区”的管理者是个年幼的孩子,管理着127位教师、专家和学者。孩子管理他们的方法是实行幼儿园式的“红花、五星管理制度”,孩子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听孩子的话,孩子就会拿出一把铡刀,让对方把自己的头砍下来,而攒够一定数量的红花和五星,就能获得自由。

  学者梁鸿读完《四书》后赞叹道:“中国历史上,小儿皇帝并不少见,而《四书》所描述的,不正是十几岁红卫兵决定着无数知识分子的生死命运吗?”

  虽然因为题材敏感,《四书》遭到出版困难,但这正契合阎连科的发现,“把现实中看似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合历史和现实,写进小说,并让它们在小说中读起来合情合理”,阎连科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写小说的某种方法。他在十万多字的文论《发现小说》中,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

  阎连科认为自己找到了书写纷乱现实的办法,如此一来,大伯们的生存悲剧、乡土大地上的阵痛衰颓、生活中的光怪陆离,他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呈现和表达,阎连科再也不会绕道而行。而《炸裂志》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下诞生。

  空气中飘荡着的意志

  《炸裂志》的创作在结构上采用地方志的形式,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种种变化压缩进北方耙耧山脉深处的一个叫“炸裂”的村庄里,呈现了炸裂村凭借“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在短短三十年间由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疯狂变迁。

  写《炸裂志》时,80后作家蒋方舟给阎连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她有次去鄂尔多斯,听说了一段奇人真事,当地有位富人,富裕到在家种草,种得像草原一样,他又在草原上放了条大船,没事的时候就站在船上望着草原,就如同站在那里望向大海。阎连科听了觉得好,就把这个情节借来,演绎到《炸裂志》的结尾。

  小说最后,阎连科借炸裂市开拓者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之手,完成了炸裂市的崩溃:他利用哥哥的权力,带着在草原的“海里”操练而成的全城“水军舰队”去抗议美帝国去了,炸裂市被大街小巷的坏钟表淹没,仅留下老人和孩子,天空中布满了从来没见过的黑雾霾,所有鸟雀被雾霾毒死,而人在雾霾中,个个咳成了肺病、哮喘。

  阎连科告诉记者,《炸裂志》里面的想象其实是生活中“不存在的存在”,而那是一种“新的真实”。他的创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酣畅淋漓”。他将中国30年的变革赋予他非常个人化的认识,来证明其把握中国现实的能力。在他所塑造的炸裂的那个世界里,在炸裂一级一级的裂变过程中,荒唐怪诞的情节不断发挥着隐喻的功能。

  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老村长朱庆方被村民们的痰液淹死;孔明亮从村长升为镇长,对权力的顺从使得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自动解开;贵为市长的孔明亮用一千多本中西经典装点办公室,精神虚无的他常看的却是《肉蒲团》;炸裂的花一天之内枯了又开,三弟孔明耀在一周之内就建成了一百公里的地铁线和亚洲最大的飞机场·……农耕文化、改革开放、城镇化,乃至中国等很多问题在其中都有很大的信息量。

  作家梁文道认为,阎连科恰好地在书中表达出了而今中国人心理的一种集体情绪,那是一种空气中飘荡着的意志。

  然而“绝对的个性化”必然会饱含争议,每一部小说形式的探索背后,有开掘思想深度的喜悦,也会有过犹不及之嫌。

  文学评论家陈思评价阎连科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而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

  阎连科自己却看得很开。他告诉《方圆》记者,“一个小说家,展现出‘我认为’的状态很重要”,面对评论,他会接受,但不会被左右。

  作为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处理自我同现实紧张关系的作家,阎连科说:“我的成与败都在于用农民的眼光来认识世界,我想,恰恰是我用那种农民的思维和眼光写的小说,我才可能写出那样的人物,而且,我特别相信,这世界其实是非常农民的。”

  他仍旧期待在接下来的作品中,相遇读者们的“不言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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