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发展与进步(全文)

时间:2013-10-22 13:29:00作者:新闻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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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0月2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发表了《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2013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四、文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

  五、社会变迁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结束语

  前 言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南半部,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神权至上,官家、贵族、寺院三位一体,牢牢控制着西藏的资源和财富,人民灾难深重,毫无自由可言。那时的西藏社会如同欧洲中世纪一样黑暗、落后。

  西藏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西藏走上了与全国一道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西藏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平等和尊严,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正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团结奋斗。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全面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藏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与幸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西藏的发展进步,内生于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逻辑,植根于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迈向,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1959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形态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的发展进步正是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发端的。

  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

  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状况,人们曾有过许多描述,这里仅做部分节选,从中可略窥旧西藏黑暗、落后之一斑。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

  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

  “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某些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道:

  “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封建的神权政治。……封建庄园主则垄断了处理所有地方事务的权力”。“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院,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许可才行。如果想出门远行,朝拜寺庙或想做一点小买卖,都需要得到领主的同意”。“在西藏历史上,变换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很小。对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出生时的农奴地位”。“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当时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1953年出版的《西藏与西藏人》中写道:

  “操纵拉萨政权的人物只来自不足一百家贵族中的上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在他们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残阳夕照之下,他们恰恰是因为西藏百姓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冷漠才得以存在的。但历史必将加速前进,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土崩瓦解”。

  几百年来,由于保守落后的农奴制,加之封闭的地理环境,西藏社会发展处于凝滞状态。至20世纪中叶,在人类向现代文明大步前进之际,西藏依然远远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

  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迈上与全国人民同发展共进步的历史轨道。

  1959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失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各族人民发起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推翻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启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具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在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为日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西藏最终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伴随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观念的传播,西藏百万农奴和旧时封建贵族等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行使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政治权利,极大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78年以后,西藏和全国一道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中央政府提出加快西藏发展、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目标,并根据西藏实际,制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特殊优惠政策,大力支援西藏建设,有力推进了西藏的发展进步。

  进入21世纪,西藏的发展进步驶入历史快车道。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西藏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即到2015年,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到202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西藏迎来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西藏发展进步是人类正义的胜利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由专制到民主,由迷信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规律。西藏60多年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和总趋势。目前,尽管西藏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省区市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拉近了距离,大体上实现了同步发展。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西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由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创造了一个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

  ——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藏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面临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遵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逻辑。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即提出把旧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重大命题。60多年来,西藏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是在全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建立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西藏的发展进步是西藏人民的事业。60多年来,西藏的发展进步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表现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个人的发展完善的内在统一,通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断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西藏的发展进步实质是人的发展和人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伟大实践。西藏的发展表现为人民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表现为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是人民摆脱宗教神权奴役、追求做人尊严和价值的胜利。西藏人民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受益者。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发展经济是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途径。西藏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放在首位,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目前,西藏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历史飞跃,并持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01亿元,年均增长8.5%,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29万元。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9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年均增速12.7%。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2012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19元,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28元。2006年以来实施的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广大农牧民。截至2012年底,全区累计建成40.83万户安居房,占农牧民总户数的88.7%。2013年底前,所有农牧民将住进安全适用的房屋。2012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为28.77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36.14平方米。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等农村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90%、99.7%、94.2%。累计解决193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15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能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95%以上。

  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话、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2012年,西藏城镇每百户居民中拥有汽车、摩托车分别为27辆和16辆,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分别为86台、129台、63台、88台。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旧西藏只有农牧业和手工业,且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具有西藏特点的现代经济体系。西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展,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切实保护西藏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农牧业是西藏的传统产业,也是基础产业。多年来,西藏农牧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通过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免征农业税、增加投入、增加科技含量以及加快推进综合生产能力等措施,使农牧业实现了全面持续发展。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保持在90万吨以上。积极打造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0.38亿元,年均增长4.7%。

  旧西藏没有现代工业。通过60多年的发展,西藏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0.01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5.91亿元。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058.4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19.4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26.5亿元。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1.5∶34.6∶53.9。

  现代化和城镇化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旧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现在以公路、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完善。2012年,西藏次高级以上路面里程达到8896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52万公里,基本实现县县通公路、乡乡通公路,其中62个县通油路。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预计2014年建成通车。2011年,西藏第一条高速公路拉萨至贡嘎机场专用公路建成通车。截至2012年底,西藏已建成通航机场5个,9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航线34条,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西藏电力发展迅速,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2012年,西藏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123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100%。拉萨市城市供暖试点工程开通运行,2012年底实现40%的供暖目标。旧西藏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的落后状态已彻底改变。目前,已经建成遍布全区的光缆、卫星和长途电话网,全区县以上基本实现3G通信技术全覆盖,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2012年,电话用户数达到276万户,普及率为91部/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47万户,普及率为33.3%。

  城镇化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多分享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少量人口居住点,城镇只有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少数地方,拉萨城区不足3平方公里。近年来,西藏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构建以拉萨市为中心,以地区所在地为支点,以县城、边境城镇、特色文化旅游城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2012年,西藏设有两个市和140个建制镇,城镇化率达22.75%。

  对外开放加快了西藏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推动全区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加快发展,不仅增强了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和合作。1993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开始建立“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物资、粮食、日用消费品等领域价格流通改革并全面进入市场。目前,西藏已经深深融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丰富着城乡市场和百姓生活。西藏的名、优、特产品及民族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全国市场。

  西藏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2年,全区进出口总额为34.24亿美元,是1953年0.04亿美元的850多倍,年均增长12.1%。截至2012年底,西藏实际利用外资4.7亿美元。西藏立足区位优势,加强与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实施面向南亚的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建设吉隆、樟木、亚东、普兰和日屋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经过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彻底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西藏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扩大。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此在西藏正式确立。在西藏,自治区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自治区重大事项由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自治区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条例、决议、决定。通过各级人大代表,西藏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权利。在今天的西藏,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西藏的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在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不断提高。在2012年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94%以上。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始终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占有绝对多数。2012年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壮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目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5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1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5.4%,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妇女占34.49%。

  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95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西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政协西藏委员会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西藏确立,为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人民政协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集民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西藏自治区政协广泛吸收西藏各界、各族人士参加,注重和体现委员人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各级政协委员广泛团结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深入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是推进西藏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西藏共有全国政协委员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6名。2008年至201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共收到提案1507件,并已全部办复。

  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西藏各族人民除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普遍性的政治权利,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性的政治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立法权、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执行权、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人事管理权、财政管理权和自主发展文化教育权等。

  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9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对多项全国性法律制定了适合西藏特点的实施办法。例如,西藏自治区分别于1981年和2004年制定变通条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再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区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西藏传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在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53%,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3.03%。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由藏族公民担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贯彻实施,使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得到可靠的保障。

  扩大了城乡基层民主

  在中国,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有效形式,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探索,西藏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农牧区基层民主制度。在西藏,村民自治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保障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调动了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1959年7月5日,山南地区克松村的443位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标志着西藏基层民主建设的开端。1993年,颁布《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全区村委会选举步入规范化轨道。目前,西藏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并不断健全以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现全覆盖,全区90%以上的村设立公开栏,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在西藏第七届村(居)委会换届中,有168.68万人进行选民登记,直接参加选举的选民有149.52万人,参选民众踊跃投票,参选率达到88.7%,共选出村(居)委会成员26335人。城市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完善。西藏192个城市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组织保证。

  新型民族关系得到确立和巩固

  西藏自治区以藏族为主体,有藏族、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以及夏尔巴人、僜人等40多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藏高原,共同缔造了西藏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并实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和平解放60多年来,国家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全面贯彻落实,既消除了导致民族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也消除了西藏地方的阶级差别和人身依附关系,各民族间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藏与全国、藏族与其他民族以及西藏自治区内部的自主性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各民族公民到西藏经商、务工、交流、朝佛、旅游的同时,大量藏族公民从西藏以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藏族聚居区涌入内地大城市经商、务工、求学、谋职、交流、旅游。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1年开展的内地藏族流动人口课题研究,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兰州、昆明等中国大城市,都有为数不等的藏族人口流动或者定居生活。其中,成都市区有户籍藏族人口3万多人,无户籍常住性藏族流动人口在15万至20万之间,在成都市多个县市区已经形成了数个藏族聚居区。西藏自治区政府大力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每年9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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