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高群书:探索办案和犯罪的规律性

时间:2013-09-06 06:49:00作者:毛亚楠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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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 高群书:探索办案和犯罪的规律性】

高群书和他导演的部分作品剧照

  几乎所有高群书的作品都以两个特殊群体作为描写对象——警察和罪犯。新片《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不例外,讲述了女警察吕月月在执行追查国宝金佛的任务中,涉身一场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家族和帮派斗争的故事。

  电影上映之前,导演高群书找来几位朋友看片,片子放完后,女性朋友们纷纷表示不喜欢女主角吕月月,原因是剧中她在警察薛宇和罪犯在熙之间徘徊不定的行为让人生厌。高群书听后有点急,反问道,“凭什么一定要求她选择一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样的?不也整天这么选择着吗?自己都做不到意志明确,怎能去要求别人?”

  除了先天的善意,高群书将这种始终理解剧中人物的立场形成归结于是“在大学修新闻专业的后遗症”,这让他后来在做导演时非常热衷于通过现实主义风格的镜头语言去真实地表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

  但矛盾的是,高群书拍电影常常也会因为“现实真的太精彩所以没有太多编排”而让一些观众误以为“故事不完整”或“人物太离谱”,可高群书坚持这种有意而为之的“前卫意识的叙事方式”,并向《方圆》记者解释道:“身处现实洪流之中,我想要表达的真实生活现状就是如此,舀上一瓢水,里面什么都有。”

  “不能因为他身上有个标签他就不是底座了”

  高群书上大学的时候,适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的黄金期,那个时候,所有有创作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读中文系,高群书也不例外。恰好当时河北大学办了第一届中文系新闻专业,高群书想着毕了业做记者还比较吃香,社会地位也高,就报名去了。

  那个时候,校园里的他,长发、扮酷还写诗——典型的文艺青年,课堂上练习新闻写作用“拽词”,“一推开门,蜜蜂的声音‘扑’了过来”,自然被老师评点为语法错误。写作上受了“打击”后,就开始不上课,于是就泡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杂志。

  高群书的电影启蒙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大学期间晚上没事的时候,跟着一大群人走遍保定找电影看。几个青年从位于东郊的学校出发,一路走到西郊,经过七八个电影院,把所有公映的电影都看一遍。

  他还记得第一次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进去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尤其是它的那种构图,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太喜欢了。”对当时的高群书来说,因为没机会看欧洲大师的东西,在所接触的都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的“艺术”之中,能有幸看到陈凯歌转化完了的艺术,也已经足够。

  快毕业的时候,高群书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实习,当时经历的一件事情,直接导致他后来放弃做记者。报社领导派他去写个雷锋式好人,高群书去采访,回来按照好人好事的逻辑写了篇通讯稿交上,第二天一早一看,将近四千字的通讯文里已经没有他的一句话,全都是各种的宣传用语,稿子上还署名“实习记者高群书”。

  这事对高群书影响很大,“我为什么排斥新闻写作,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物不能因为他身上有‘模范’的标签就认为他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了”,一直到高群书后来自己做导演拍了电影,才把这事给“掰了过来”,他拍《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人物原型都是所谓的模范人物,但他们在高群书的电影里,同时也是现实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实际上,这些人全是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座,不能因为他身上有个标签他就不是底座了,他们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他们的高度也一样。”——这是高群书对这个社会的基本认识。

  “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

  高群书从没把自己拍电影做导演当成一段痴迷电影梦的励志故事来看。

  “就算你还有点理想,它所验证或者参照的仍然是生活。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的高群书“阴差阳错”到了石家庄地区的广播电视局,在那个有着三层破红楼的“公社大院”里,唯一安慰高群书的仅仅是每天投射进办公室里充足的阳光。

  为了打破“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他开始四处投稿,并跟着单位的办公室主任鼓捣起电视剧,自己做起了摄像,第一次接触了镜头,高群书也开始模仿张艺谋了。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要拍电影的想法,想要冲出束缚自己做一个片子的念头很强烈。于是直接办了停薪留职,开始了北漂生涯,他长期“混迹”社会,当过摄影、拍过广告、开过公司、做过监制……

  在拍摄的人生中第一部录像厅电影作品《蓝骷髅》被禁之后,与河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胜利合作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似乎打破了高群书的人生僵局,此后,他因拍的电视剧而迅速蹿红,也是从《中国大案录》开始,高群书正式接触犯罪题材。

  因为陈胜利之前拍过《9·18大案纪实》,而且拍《中国大案录》的工作也得到了公安部的支持,所以,这为总制片人高群书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捷,有了和犯罪分子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创作时对剧中人物的把握就更清晰立体。

  采访过程中高群书发现,罪犯其实并不像大家通常想像的那样,真正接触的时候,甚至还会发现他们的可怜之处。

  在调查西安魏振海案的过程中,高群书了解到,这个一度让西安市民谈之色变的暴力抢劫杀人犯的座右铭竟是孙中山先生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因为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文化,魏连海整天穿整齐的中山装,口袋挂两只钢笔。听搜寻他住处的警察们说,在魏连海的床头还搜到了线装的《左传》,里面还有不少批注和心得。被抓的时候,魏连海特别想知道是谁抓到的他,并提出一定要跟抓他的人对对话。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一处政秘科科长马延就过去跟他聊,魏连海说:“我们纪律严明,不吸毒不嫖娼,我们是这个社会最有纪律的人。”

  印象深刻的还有山西的“九五打拐案”。高群书跟一个女贩子聊,女贩子是贵州人,唱歌唱得特别好,她先是让别人拐了,后来加入这个团伙转而拐别人。女贩子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声泪俱下,说自己挺着个大肚子被警察追,沿着铁路一边走,一边把孩子生下来,孩子生下来是个死婴,再哭着亲手把自己的骨肉埋在铁路边。

  还有一个原来在一个人民银行做库管员的死刑犯让高群书哭笑不得,库管员管理着银行金库的钥匙却监守自盗,是因为受一个朋友怂恿,建议他弄点钱出来一起做小生意,等赚了钱再神不知鬼不觉还回去,哪知最后生意越做越赔,把自己也赔了进去。枪毙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改革的步伐迈得大了一点”。

  高群书意识到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好的电影题材,而与此同时,《中国大案录》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据说播出的那几个月,西安几乎家家户户都待在电视机前观看,当地公安局还做了个统计,当月的犯罪率基本为零。有人说,《中国大案录》是纪实警匪剧的先锋。随后几年里,效仿这种形式的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高群书却又想着跳出以前的模式,转而探索普通人犯罪的故事。

  外在的真实和内在的真实

  展现普通人犯罪的故事,这个想法高群书一直有,在大量采访罪犯的过程中,高群书发现很多案件的基本脉络都是这样:二人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口角,或者大家打麻将、或者夫妻闹别扭、或者邻居间磕磕碰碰,可恰恰因为这些微小的情绪,导致每个人想法不断地纠结,坏的细节不断地积累,最后拔刀相向。

  高群书试图将这种时刻潜伏着的、几乎要成为社会集体的一种危险情绪提炼出来,通过影像告诉人们“不要这么做”。《中国大案录》之后,高群书操作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显然做了一次这方面的角色研究,很多单元剧集以真实罪犯的性格弱点来命名,如“软弱”、“愤怒”等等。

  但对高群书来说,最符合他展现当代普通人犯罪的想法,要数他的电影作品《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拍《千钧·一发》的时候,高群书正痴迷于小津安二郎电影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生活逻辑。一遇到《千钧·一发》这个题材,高群书就跑去见齐齐哈尔的那位擅长排雷的模范老片警,采访的时候,高群书觉得,这个片警讲话太有意思了,让他讲讲平常生活中排雷的过程,讲讲如何同四处安装炸弹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人家一张嘴就能让所有人投入进去,该惊心动魄的时候惊心动魄,该掉泪的掉泪,该笑的笑。于是,高群书一想,还编什么编?再好的编剧也编不过生活。

  他不但选择了最符合生活逻辑的拍法,而且还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本色出演。《千钧·一发》之后,高群书就想到要拍一个系列,做一个100年的纪实的社会浮世绘。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像《千钧·一发》、《神探亨特张》那样具有当代性,故事皆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真实的社会环境,囊括各种各样琐碎的生活和犯罪故事。

  很多人都说,如果高群书这些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有一个贯穿的故事会比现在好看得多,但高群书告诉《方圆》记者,编个故事对我们拍电影出身的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我为何不那么做,是因为如果那样,我就失去做这系列电影的全部意义,我拍这些电影都是有目的的,我要给这个时代纪事,所以我不能改变。

  除了作品外在题材基本来源于真人真事,高群书对电影内在的真实性亦尤为重视。这在他拍第一部电影处女作《东京审判》的时候就有所显现。最初看《东京审判》剧本的时候,高群书认为审判过程没有写清晰,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需要有张力地表现出来,于是他定了一个原则,去各地图书馆寻找关于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必须让所有的事情都有出处,并且严格符合法律程序。

  拍摄《风声》的时候,这种严谨性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高群书跟剧组美术部门要求,一定要从房间里的各个家具上便能看出一个人的来历。他给《风声》每一位演员都做了个小传,“比如张涵予演的吴志国,家乡是哪里,中学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德国又上的哪个军校;李冰冰演的李宁玉,初中上的哪个学校,后来到了美国又上了哪个学校,回到中国又做了什么工作。”

  有些内容观众甚至不能在电影中看到,但高群书还是坚持这样做,“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根本,对导演来说是一个支撑。因为我始终相信,这些信息会造成人物身份感的不同,也让他们所说的话、所坚持的东西有所不同”。

  “犯罪片让我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真谛”

  因为作品独特的类型标签,高群书被称为“中国警匪剧的领军人物”,但实际上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感冒”,“国内电影的类型片趋势还处在初期阶段,就连我自己的电影也在摸索着前行”,高群书告诉《方圆》记者,之所以喜欢拍这种题材的电影,并愿意在这块空间里发展下去,原因是自己比别人多出的那些采访经验。

  “因为你要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去体验和采访是需要门槛的,这个门槛没有进去的时候你是把握不了的。不是谁都能认识到办案和犯罪的规律性。”

  高群书是一个有神论者,这些年来接触的各种离奇的犯罪故事,让他越来越相信“逆道者亡,顺道者昌”的古话,“聆听犯罪故事的时候,你就接触到了这个世界的真谛”。

  “当年武汉的张明高,身穿雨衣见人就杀,属无社会因果关系性质的罪犯,在看不清样貌特征的前提下,仅凭文字画像被一名警察偶然抓获,这样的鬼使神差,不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吗?”

  这也许能解答高群书电影中,会出现某些难以理解的离奇情节的原因。高群书表示,自己平时上网也尤其关注真实发生的却又是离奇又魔幻的事情。他的下一部电影叫《井盖》,讲的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掉进井盖里去了,上来以后决定为这个城市做好事儿,以保证井盖的安全来维权,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事情。

  “最后没招了,井盖就愤怒了,自个儿飞上天去了。”高群书说。(毛亚楠/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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