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法实施"评述:强化证据意识 提高刑事司法能力

时间:2012-04-19 06:32:00作者:王松苗 柴春元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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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新刑诉法的颁布,被认为是本轮司法改革的“收官之作”。作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和刑事司法公正的支柱性法律,新刑诉法的学习贯彻,不仅关乎这一轮司法改革的成效,而且影响到下一轮司法改革的走向。学习贯彻新刑诉法,需要机制的保障,更需要观念的引领。广大执法人员必须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着力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努力使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从今天起,本报刊发系列述评,与广大读者共同分享强化“五个意识”的专家观点与新闻观察。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刑事证据的“成色”如何,直接影响定罪量刑,影响办案质量,影响人权保障。证据制度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证据”一章的条文从8条增加到16条,新增了两种证据类型,更重要的是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并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这对今后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客观、理性、平和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官的职业追求。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既要收集、出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又要收集、出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以准确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补强“短板”,提高依法规范取证能力 

  举凡错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证据瑕疵——不是证据内容证明不了事实,就是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前者,要解决的是证据内容的证明力问题;对于后者,要解决的是取证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解决证明力问题,除了突出物证的首要地位、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外,新刑诉法新增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与电子证据两类证据类型。这就扩展了法定证据的外延,使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更加多元。同时,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效保全证据,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在解决证据客观性与关联性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解决取证的合法性问题,确保证据经得起质疑和挑剔。为此,新刑诉法要求对讯问进行录音录像,以规范取证行为。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检察院与该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达成一致,公检法相互移送故意杀人等五类案件时,必须随案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事实上,最高检察机关早就要求对自侦案件“全面、全部、全程”进行录音录像。由此取得的材料的证明力,不仅可以成为言词证据的固定手段,而且还可以作为视听资料,独立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取证能力是司法能力的重要体现。为依法规范取证,各地执法机关一直在进行尝试。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检察院与侦查机关通过协商,明确量刑事实的范围和证据要求,规范如刑事责任年龄、主体身份、自首、立功、累犯、前科、主从犯等常见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制作要求,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补强“短板”,提高依法规范取证能力,要求办案人员牢固树立无罪推定理念,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前提下,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同时,要切实强化证据意识,尽快学习掌握获取和运用新的证据类型的本领,更加严格地在各项证据之间进行对比、权衡,切实履行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 

  排除非法证据,证据疑点一个都不放过 

  美国辛普森案的审判,让全世界见识了程序的意义与证据的价值:决不能为了实体公正,而放松对程序公正的追求。 

  “假如没有抓到真凶,错案能得到纠正吗?”公众的每一次条件反射,表达的是对证据质量的高度期盼。纠正错案决不能把赌注押在抓到真凶上。2004年2月10日,被认定杀害女友而在押8年的大学生孙万刚被无罪释放。与其他错案纠正不同,本案并没有抓获真凶,而是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并持之不懈进行监督的结果。 

  “对证据的疑点一个都不放过”,也是新刑诉法不断强化的司法要求。 

  在吸收五部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内容的基础上,新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一旦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看来,对于非法言词证据,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相对排除即附条件排除的原则,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必须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对该实物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这一思路正日益成为司法机关的执法自觉。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2011年受理了一起聋哑人林某在公交车上扒窃的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公安机关对林某的两次讯问笔录都只有林某本人的签名,而没有手语翻译的签名。经调查核实,公安机关确实未为林某聘请手语翻译。对这种违反法律规定的做法,该院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要求在手语翻译在场的情况下,重新对林某进行讯问,此前两份笔录都不再作为审查起诉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新刑诉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的确,肩负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不仅自身要规范侦查,而且还要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取证,严防刑讯逼供。为此,有识之士建议,逐步探索建立非法证据审查发现机制、非法证据证明机制、排除非法证据控辩意见交流机制、非法证据排除听证程序、非法证据认定排除机制等“五大机制”,防止非法证据产生,防止非法证据流入检察机关甚至法庭。 

  督促证人出庭,公诉环节责任重大 

  通知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通知其到法庭上接受质证更难,被称为刑事作证“三难”。 

  “三难”带来的证人出庭作证率过低,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信力:缺乏充分质证的证人证言,谁也无法保证它的证明力。 

  为彻底改变这一局面,新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只有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范围、补偿办法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证人作证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这一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立法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 

  证人出庭和证人保护的新规定,给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一旦证人站到证人席上,在质证程序中,证人面对控辩双方的盘问,证人证言瞬息万变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这对公诉部门的刑事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消除证人顾虑,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和补助,是应对这种挑战必不可少的措施。 

  一些地方曾为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曾出台规定:依据北京地区平均生活标准对证人进行补偿。 

  “经济补偿可以争取到鉴定人出庭、证人出庭,这对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西城区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刘晶说。 

  “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适用不宜操之过急”,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刘辉提醒,证人出庭率过低,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滞后,还有着丰富的国情因素。近期内,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仍需慎重使用。 

  细化证明标准,准确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证明标准是检验刑事证据质量的试金石。 

  新刑诉法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这里,证据确实是就个别证据而言的,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就全案证据而言的,是对证据量的要求。证据充分以证据确实为基础。为了将这一标准具体化,新刑诉法还对“确实、充分”进行了详细的具体化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排除一切怀疑,也不是要求排除只有微弱可能性的怀疑,更不是想象的怀疑或者无端的猜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认为,合理怀疑是指有事实根据和逻辑依据的怀疑。同时,我国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更加强调排除证据之间矛盾,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证据确实、充分与案件事实清楚,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证明标准的完整内容。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履行举证责任、规范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如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2010年出台了《外来人员犯罪逮捕必要性证明标准》,其思路与内容均不乏借鉴价值。 

  提升诉讼能力重在提升证明能力,提升证明能力必须强化证据意识。过渡期内,执法人员要切实树立和强化依法取证、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证明标准等意识,强化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机制方法,以充足的知识储备、有益的实践积累积极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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