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遗爱：一棵树承载的德治与法治

《天下甘棠—召公传》，孟红梅著

陕西岐山召公祠内的召公像。

河南宜阳召伯听政处遗址内的召伯亭。

陕西岐山召公祠内的召伯甘棠图碑。

陕西岐山召公祠内的甘棠树。

陕西，岐山，凤鸣镇。

凤鸣镇有个刘家塬村，旧时名为召亭村，村里建有召公祠。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陕西地方官员向光绪上书，奏请将召公奭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同时附祀召公裔孙召伯虎。光绪准奏，同意在岐山为召公建专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初十日，“规模宏敞，足壮观瞻，工料坚实，可资经久”的召公祠大工告竣，祠门悬“敕建召公祠”匾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复御赐“甘棠遗爱”匾额。

但不久后，召公祠便在战乱及社会变革中损毁殆尽，祠中仅有一棵古甘棠树艰难存活。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二日晚狂风大作，甘棠古树被吹倒，岐山知县及时组织民众扶正加固，树木才得以延续生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场特大暴风再临，待村民发现时，古树已断为两截。本以为古树难逃噩运，没想到次年春天，奇迹再次出现——在断掉的古树根处，又原地生出一棵幼小的甘棠树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倒伏的古树树干因木质密实珍贵，常有人前来锯伐，制作案板、印章等。村民见古树遭此劫难于心不忍，更怕新生幼株受损，便为这一老一小两株甘棠树筑起护栏、立起石碑，并护佑至今。

甘棠遗爱

甘棠是一种树，也是一首诗。

甘棠，又称杜梨，是北方常见的蔷薇科落叶乔木，木质坚硬细密，自古便与德政文化紧密相关。《诗经·召南》中的《甘棠》篇如是写道：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孔子对这首《甘棠》诗情有独钟，在其施教生涯中评述甚多。上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论及《诗经》作品约六十篇，其中直接涉及《甘棠》的有四简，简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诗的内核：百姓因感念召公的仁德，进而爱惜他曾停歇过的甘棠树，不忍砍伐，以此回报与纪念召公的恩德。孔子的论述，可看作是“甘棠遗爱”故事的发轫。诗中的“召伯”正是周初与姜太公、周公旦同列三公，任职“太保”的召公奭。

召公奭不仅是西周开国元勋，更是中国早期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在周文王翦商、周武王伐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朝建立后受封于燕（今北京一带），本人留朝辅政，主持规划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先后辅佐周成王、周康王，为“成康盛世”奠定了基础。其敬德保民、以史为鉴、天命靡常等思想理念，是中国古代民本与德治思想的重要源头。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记述了“甘棠遗爱”的故事，介绍《甘棠》一诗的写作背景：“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在于位高权重的召公能够轻车简从巡行乡邑，因陋就简于甘棠树下理政审案，更在于他断案理事追求“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让侯伯与庶人都能得到公平公正对待。这也是民众爱戴召公的根本原因。

西汉著名经学家、“韩诗学”的开创者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一中记述了召公“棠下决事”的前因：“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召公）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公“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的做法，换来了“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的治世成效。

随着“甘棠遗爱”故事的成熟与典故的定型，甘棠树逐渐成为德政的象征、文化的符号、精神的图腾。古代许多地方的官署、学宫、书院内，都会种植甘棠树，作为对任职官员无声的告诫和激励。时至今日，在北京国子监门口，依然可以看到高大繁茂的甘棠树。作为古代王朝培养后备官员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将甘棠树种在学子朝夕往来的场所，是把书本上的“甘棠遗爱”实体化、场景化，并以此告诫每一位读书人：他日为官一方，便要如召公一般留下仁政恩泽，让百姓常怀感念。

决狱听讼

“愿听民讼继甘棠”，这是北宋诗人王禹偁为友送行的赠言，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为政心声。“词学敏赡，遇事敢言”的王禹偁，虽仕途多舛，几番贬谪，但无论身处何地，都坚持亲民爱民，常深入山野访察民俗，倾听百姓诉求，践行召公棠下决狱听讼的作风。

关于“狱”与“讼”，早在两周时期就已有初步分野。《周礼·秋官·司寇》记载“争财曰讼”“争罪曰狱”，郑玄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简言之，“讼”对应民事诉讼，“狱”对应刑事诉讼；刑事案件的审理称作“决狱”，民事案件的审理称作“听讼”。

在诉讼程序上，亦有初步设计。无论是“听讼”还是“决狱”，司法者都需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核查证据，依据事实与情理作出判断。重大疑难案件还要做到“三刺”，即判决前依次经过“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三道程序，听取多方意见，保证司法公正。

同样收录于《诗经·召南》的《行露》，是一首蕴含早期法治色彩的诗作。全诗共十五句，刻画了一位出身低微的女子，面对已有家室男子的威逼利诱，甚至被对方以诉讼手段强娶时，所展现出的惊人勇气与坚决反抗。诗文情感激烈、控诉有力，正如清代牛运震《诗志》所评：“雀鼠骂得痛快而风流。”尤其是“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与“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两句，铿锵有力，彰显了该女子不容侵犯的人格尊严与自由意志。这首诗不仅是反抗强权逼婚的抗议之作，更是一曲弱者捍卫自身权利的慷慨悲歌。而诗中女子作为被告之所以能够当庭申辩，并最终胜诉，也是因为召公。汉代解读《诗经》的权威文献《毛诗序》提出：“《行露》，召伯听讼也。”按照这一说法，诗中女子因抗拒逼婚遭人诬告一案，正是由召公公正审理，最终为其洗冤。

东汉经学家郑玄进一步阐释：“召公为西伯诸侯之讼者决之”，将诗中的狱讼之事置于商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下，认为召公时任西伯诸侯之长，负责审理诸侯封地内的讼案，《行露》所载正是其断案的实例。虽然无论是《毛诗序》的解读还是郑玄的注解，都属经学阐释，而非历史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此诗承载的法治价值。

召公巡行乡邑、深入民间，在甘棠树下决狱听讼，本身也是一种法律传播的方式。西周早期，为让民众知晓法律条文、明晰行为边界，减少因不知法而触犯刑律的情况，官方已有“法当明示”的明文规定：立法者定期将法律条文悬挂在王宫外的“象魏”（阙门）之上公示，让民众知法、守法。而“召公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搭草棚就地问案，判决公允，各得其所”，更是用直观而生动的方式，让民众知晓何谓司法的公平公正。

精义大法

召公于甘棠树下决狱听讼的“田野司法”模式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的早期融合。尽管彼时的“法治”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体系，但召公“敬德保民”的司法理念和法律实践，已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经典史论《殷周制度论》中对《尚书·召诰》给予极高评价，称“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所谓“精义大法”，正是召公敬德保民的核心思想。在这篇诰词中，召公反复告诫周成王，商纣王因不敬德而失去天命，夏桀也因不敬德而王朝覆灭，君王唯有敬德、恤民，才能永葆天命。

同样收录于《尚书》的《旅獒》篇，记载了武王克商后，四方诸侯前来朝贡之事。西方旅国进献了一只猛犬，武王很是喜欢。召公担忧武王因胜利而耽于享乐，便作《旅獒》以进谏，阐述了德治的理念与准则，告诫武王“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虽然召公的此番言论并非先秦德治思想的源头，却语言简明凝练、义理深刻，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渊源。

那么，召公心中的“德”是什么？他在《召诰》中反复劝诫周成王要“敬德”“明德”，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并非单纯的仁民爱物，更要自身先修德立身，再以自身之德为天下立范、为万民表率。这也正是《召诰》“敬德”思想的核心要义：德治的起点，是统治者的以身作则，要“保民”必先敬德。而保民，就要“顾畏于民言”，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施政过程中，也要从百姓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体察民间艰难困苦。

召公的德治思想落实于刑罚施行上，便体现为“反对滥刑，德教为本”的治理理念。召公曾对周成王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意在劝诫周成王要正确对待百姓的过失，即使百姓做了违法的事，也不能仅采用杀戮的手段简单处理，要注重引导、教育。与此同时，召公大力主张“慎刑”“轻罚”，推行“息民”政策。在召公的辅佐下，周成王、周康王开创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

召公一生历仕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格外重视君王与各级官吏的表率作用，认为只有君臣上下清廉勤政、“上下勤恤”，为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榜样，才能实现“祈天永命”的长治久安。

召公以德辅政、勤政清廉、慎刑惠民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周王朝的治理体系，由此被后世尊为“廉政始祖”。而他曾听政决讼的甘棠树与召亭，也成为后世景仰的善政象征与历代清官的精神图腾。如今，河南三门峡、洛阳宜阳以及陕西岐山等地，均建有召公主题的廉政教育基地，传承着这份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

千载清芬

白居易离任杭州刺史时作《三年为刺史二首》，感叹“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别州民时，叹息“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送别陕府王大夫时又嘱托“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以甘棠比喻美德与政绩。不只白居易，在古代士大夫的诗作之中，甘棠二字也常被提及，成为一种象征为政追求的精神坐标。

宋代写甘棠诗最多的当数范仲淹。他在赠别同僚的诗作中，或赞扬，或规劝，或共勉，处处流露着对召公甘棠美政的向往。如果说“愿此周召风，达我尧舜知”是他的政治愿望，那么“斯亭比棠树，千载颂清芬”便是他的人生理想。

清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河南府尹的张汉，与宜阳县令郭朝鼎一起寻访“召伯听政处”遗址，并立碑书丹，撰写《召伯甘棠记》，告诫属下官员：“吾与若同官于斯土也，顾不可思其树、效其人以德其民而不忍伤乎？”

河南三门峡，唐代称陕州，自古便有崇祠召公的风尚，因召公曾在此教民于甘棠树下，陕州城又称甘棠旧治，因此甘棠也多见于吟咏陕州的诗篇之中。《全唐文》收录有唐人崔教所撰《邵伯祠碑记》，记载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姚南仲任陕虢观察使（陕州虢州两地的监察官）期间曾重修召公祠、栽种甘棠树，以此告诫地方官员以召公为楷模，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当时“诗鬼”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为陕县令，他“虔奉新政，恭惟昔贤”，请崔教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刻石立在邵伯祠中。

千余年岁月流转，邵伯祠慢慢颓败。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祠内仅剩正殿、偏殿及部分碑碣石刻等物，与一棵高十余米、胸径达五十厘米的甘棠古树。然而1926年冬，驻守豫西陕州军阀某部，为烤火取暖，砍树拆椽，致使邵伯祠樯倾楫摧，上无障盖，连同那棵甘棠古树，一同湮灭在历史尘烟里。

1999年，河南灵宝人吴启民在邵伯祠遗址上重建了以召公甘棠为主题的园林——甘棠苑。院内建召公殿、立召公像，植上百棵甘棠树，并请人刻石书丹，重立邵伯祠碑“以慰馀俗”。同时，吴启民还广搜文献资料、遍访专家学者，深入开展召公相关研究，让古老的甘棠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据统计，历代以甘棠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有千余篇，全国以“甘棠”“召公”为名的村镇、街巷、祠庙等有上百个。与召公和甘棠文化息息相关的地名，除陕西岐山、河南宜阳、三门峡之外，还分布于湖南、湖北等地，它们或是召公采邑、封地遗址，或是召公巡行乡邑、棠下听政的遗迹，均与召公直接相关；还有一部分则属于间接的文化传承，是为纪念“召公式”的清官良吏而得名。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就是因一位“召公式”的人物而得名——东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谢安。史载，谢安出镇广陵（今扬州）期间，兴修水利、便利航运，为当地百姓做了诸多利民实政。当地人感念其恩德，将谢安比作德行高尚的召公，把他主持修筑的堤坝命名为邵伯埭、棠埭，湖泊命名为邵伯湖、棠湖，并修建甘棠庙、栽种甘棠树、树立甘棠坊以作纪念。

各地众多“甘棠”“召公”相关的地名，还有许多起源与扬州邵伯镇的得名类似：百姓因感念某位爱民官员的功绩，借用“甘棠遗爱”的典故纪念其人，将德政的印记留在土地之上。人们将“甘棠”作为仁政、恩泽、怀念的美好文化符号，寄托对良政善治的期盼与向往。而这，也恰恰印证了“召伯甘棠”跨越千年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检察干警，主要作品有《天下甘棠—召公传》《大唐鬼才—李贺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