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学区房热,辅导班热: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

时间:2016-10-09 21:24:00作者:新闻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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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一部聚焦低龄留学热的电视剧《小别离》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电视剧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抓住了低龄留学热愈演愈烈的现实,更击中了留学热背后广大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心态。

  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普遍心态,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淡定以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境更为宽裕的70后、80后成为中国家长的主力军,更多的物质和精力被投入到子女教育中,但伴随着更多的投入不是更多的从容,而是更多的焦虑。面对各种教育资源,人们似乎有很多选择,但似乎又只有一种选择:学习,考试,成绩。留学热,学区房热,课外辅导班热……各种令人坐立不安的热潮在每一位中国家长周围涌动,似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人们想让孩子拥有学习的快乐与选择的自由,但现实中有多少学校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人们想让孩子摆脱以学习成绩定优劣的教育模式,但如何能摆脱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升学模式,又如何摆脱看重优质文凭的社会竞争模式?

  焦虑的心态,折射的是教育改革滞后于民生需求的现状,更反映出社会板结、利益固化给教育带来的压力。显然,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缓解这种焦虑。当然,焦虑情绪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是从众心态的产物。我们应该给孩子、给教育改革、给社会进步一些信心,为孩子的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

  当前,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形式和内在因素都有哪些,又能给教育改革带来哪些启示?半月谈记者奔赴各地进行了深入调研。

  不同的梦想,同一种焦虑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一)

  半月谈记者 赵琬微 吴振东 许晓青

  电视剧《小别离》中,无论是富裕家庭、草根家庭,还是城市中等收入家庭,都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指望教育改变命运,哪怕是早早地就要和父母、同学说再见。

  “小别离”反映大时代。对家庭教育选择的微观描写,折射出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感:草根群体担心上升通道被阻塞,寄希望于子女“更进一步”;中等收入人群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已然力不从心,孩子更是“输不起”;富裕群体烦恼于财富传承,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许多新生代父母的心中,以追求分数为单一目标的教育理念早已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如何为孩子选择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依旧令他们备感焦虑。一方面是人们接受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并不丰富的选择,让年轻一代家长如坐针毡。在教育的道路上,应该尊重孩子自由烂漫的天性,还是帮孩子适应社会残酷的竞争?

  “拼起点”还是“拼孩”?

  “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你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你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等于这辈子就完了。”对于《小别离》剧中女主角童文洁经常念叨的这句台词,13岁孩子的家长张女士也有体会。“孩子每天做作业到半夜,‘有选择’地参加兴趣活动和社会实践,孩子累,大人的闲暇时间也被挤压殆尽。”

  上海家长陈先生最近就在纠结要不要早点送孩子出国读书。他说,送出去考虑的不仅是孩子在国内要接受12年的应试苦读,且这种压力和付出不一定能换来以后较高质量的生活。同时,国内学校对健康心态培养、学习的自由度和多元性、对体育的重视度都不如国外,还有食品安全等让人操心的事。但是,出国留学意味着家庭的离别、亲情的损失,孩子能否适应国外环境也是个未知数。

  对于选择不出国的城市家庭来说,虽没有别离之苦,但他们也有焦虑,或许是高企的学区房价,或许是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今年8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学区房均价达6.6万元/平方米,比全市存量房均价高出30%以上。其中67%分布在西城、东城、海淀等教育资源集中区域,最贵学区均价超过14万元/平方米。为孩子选择一所好小学附近的房产,是许多家长唯一可以自主决定的事。进入一个好小学,就意味着选择了今后近10年的教育环境——这就是许多家庭“倾家荡产”购买学区房的初衷所在。

  “拼孩”则往往通过参加名目繁多的课外补习实现。一位80后白领妈妈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费用达32万元。除各种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

  如今一些知名的学校已经摆脱了“高压教育”的应试理念,反而是家长们对成绩和升学的期望不减。北京一些名校校长认为,把孩子的成就当成家长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多数家长依旧无法摆脱的观念。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认为,新一代家长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了,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与上一代相比,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得更加实用、功利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也愈加现实。

  拥戴“素质教育”却难逃功利心

  与上一代父母普遍“严厉教养”不同,新生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较为温和,但要求更加全面。“我自己就是十年苦读熬出来的,并不觉得只会读书、成绩好有多么了不起。”一位名校毕业的妈妈说,她也会经常焦虑,但焦虑的方向是如何让孩子多方面的能力获得培养,而不仅仅是学业。

  在国内知名家长论坛“家长帮”上,一项针对国内家长关注问题的调查最近公布。这份名为《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对不同城市6529个家庭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低龄儿童智力过早开发、中国孩子素质能力缺失等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痛点。

  调查显示,在3岁前,近一半的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阅读能力。在中小学阶段,家长反而更担心孩子的生活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方平认为,这反映了当前家庭教育在早期过于重视能力的获得,忽视了性格品质、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素质的培养。

  在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认为自己“疲于奔命”的家长不是少数。一位家长如此评价激烈竞争的态势:在一线城市,每个孩子背后都站着两个“高智商”的父母,他们刚刚奋力在大城市中拼得一席之地,因此不能接受孩子的未来可能“比自己混得差”的现实,每个家庭都面临“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只能咬牙向前。

  家长的焦虑直接反映在如今的师生关系中。南京某小学教师葛芸(化名)以微信群举例说,一方面是群里家长对老师“热情过头”,哪怕是正常的布置作业,都有大批家长回应:老师您辛苦了!老师太棒了!老师注意身体!另一方面又是家长带给教师的巨大压力。“孩子受欺负了要找老师兴师问罪;孩子做值日,家长要来帮助扫地倒垃圾;动辄@老师,要求关照孩子冷暖、吃饭;孩子考得不好,又要求我们开小灶补课……”

  “生活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还有明天的挫折与困苦”

  3岁孩子的父亲陈先生一开始主张尊重孩子的想法,支持孩子各种看起来“不靠谱”的探索尝试。然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注意到西方教育理念“水土不服”的问题。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梅花香自苦寒来”主张管教不同,西方理念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认为只要有爱、自由、沟通和鼓励,孩子自己就会顺利地成长。这些理念看起来十分美好,却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孩子散漫的个性和“自我中心”的习惯令他备感担忧。

  “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问题将更严重。”一位小学家长说,身边无数经验证明,孩子上学第一天将是“自由与爱”教育观念的终结。小学入学半个月后,几位幼儿园时期的小伙伴彼此想念,家长们就搞了一个聚会。“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上了附近一所知名小学,不仅每天要写大量作业,家长也要深度参与。自己孩子的小学是一所普通学校,一年级不留作业,孩子回家就是玩。

  这位家长说:“就在那一瞬间——在其他家长讨论该买哪本课外练习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落后了,愧对自己的孩子。”“进入不同的小学,果然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若干年后,孩子们的知识积累、学习习惯必然拉开巨大差距。”他决定,周末就给孩子找附近的辅导班。

  虽然“自由”、“尊重”等观念受年轻家长青睐,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坚持。一位坚持小学期间不让孩子上课外辅导班的父亲认为,小学可以释放孩子的天性,但中学阶段应该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毕竟,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生活都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还有明天的挫折和困苦。

  读懂焦虑:对社会进步的期待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二)

  半月谈记者 蒋芳 吴振东 许晓青 赵叶苹

  细说焦虑:深层次因素是社会压力

  焦虑来自于对比——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南京市第三幼儿园的家长余先生说,自己越来越害怕跟其他家长聊天,他已经给女儿报了美术班和英语班,未来还打算报一个幼小衔接班。“原本觉得孩子负担够了,但是跟其他家长一交流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在大班就已经开始学习写字甚至是硬笔书法,理由是上学后考试能比别人快一点。这样比较下来就会莫名地担忧,别人学你不学是不是就会落后了。”

  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这是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说白了就是攀比,有时候家长甚至没搞清楚自己在焦虑什么,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把正常的学校教育过程妖魔化了。然而,焦虑的家长总能在“对比”中发现落差,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总试图领先于人,而担心屈居人后。于是,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家长们不断给孩子增加重负。

  焦虑来自于选择——学和不学,就在一念之间。选择买房或交择校费,还是选择优录?选择A校的幼小衔接,还是选择B校的俱乐部?选择高中出国,还是选择国内高考?不夸张地说,中国家长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选择时,之所以“举轻若重”,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某一种现实,而是在选择未来。

  南京白领齐亚萍在给孩子选择培训班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每一种“加码”都是希望给孩子的未来增加多一点的选择权。“既然做了选择,就要全力以赴,不给将来留遗憾,但放到孩子身上,常常又会很矛盾,对处在童年的孩子来说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快乐和学习之间如何平衡,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难题,毕竟童年只有一次。”齐亚萍说。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进不了前100名,这辈子就完了。除了极少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且不分群体。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而寒门难出贵子。教育焦虑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是: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殷飞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结局也会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

  对广大寒门学子来说,教育焦虑更多是一种“纵使命运不公,我也无法不用尽全力”的酸楚。高校农村学子比例长期偏低,一些农村学子直接放弃高等教育,“读书无用论”早已在农村蔓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为,部分农村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外出打工,农村教育独木难支;大城市以户籍为主分配教育资源,随迁子女难以接受优质教育;二流、三流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贬值,使农村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报。

  焦虑情绪的社会“大环境”是怎么构成的

  压力之下,不少家长都把“拼孩”变成了一项艰巨事业来完成——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大学。家长们相信,一路的优质教育是孩子优质未来的保证。问题是,谁又能保证失落的不比得到的珍贵?这些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

  “面试的时候,我问孩子你最喜欢什么。她冷冷地说,英语课。我给她一颗巧克力,她看了一眼就交给了身边的母亲。”上海某知名小学校长曾向半月谈记者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快乐,甚至常常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对他们进行某种“测试”或“评价”,他们只好努力去成为父母渴望他们成为的那个孩子。一位家长则无奈说道:“谁愿意给孩子那么重的负担,问题是大环境就是这样。”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周忆粟认为,中国的亲子关系,以家庭为单位来传递各种资源。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结构,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孩子则是家庭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表示,对“下坠”的恐惧促使他们坚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理念,如果难以做到,就会患得患失,比如反对异地高考,反对高考减招等。与富裕人群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认为自己的孩子最输不起,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沪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超过15%,其中56.8%的家庭这一比重在16%至30%。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争先把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不惜负担每年超过10万元的学费。

  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形容北上广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其实,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也如同蜂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在“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不停地“振动”或者奋斗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寻找教育的“理想国”: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秀兰的署名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在微信朋友圈广受热议。文章提出“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教育价值的反思性问题。其核心,仍是教育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文军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一纸文凭,就是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到今天,高等教育的扩张降低了文凭的交换价值;经济高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积累起一批社会精英,他们将优势和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从社会发展内部规律看,资源日渐集中,社会流动性降低是正常现象。”

  然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功能不容改变。这就需要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更多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的评价、选拔机制更加科学,能够关照每个人的成长、成才。

  在上海,持续多年的“委托管理”,使大量农村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使农村学校出现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现象。在城区,正视校际差异和“择校”现象,自2015年起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增加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此外,全市分批推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实行“绿色指标评价”,在改变学校育人方式的同时,引导家长逐渐放下功利和焦虑。专家表示,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犹如“大象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上海经验”值得坚持和推广。

  《小别离》剧中,三位小主人公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中考。最近,教育部出台中考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招生录取办法、取消特长生加分等四大举措,克服“唯分数论”,实现招考从“招分”到“招人”的转变,可谓直面家长的教育焦虑。

  吴遵民认为,必须看到,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求学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同样需要更优质、多元的教育资源。“高校专项计划等‘高考扶贫’举措并非长远之策。高考改革如何运用综合评价,使其体现农村生的特殊品质;自主招生制度如何优化,给没有光鲜证书的寒门学子更多机会,都值得深思。但最根本的,是要完善‘教育扶贫链’,补上农村教育的欠账,才能避免贫困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吴遵民说。

  焦虑越大,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社会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但将社会“减压阀”和流动“调节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也不可能。因此,有专家也指出,根本性解决教育焦虑的密钥在教育之外。只有社会的开放公正,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是靠德行、知识与能力,而非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等“先天因素”,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落地,教育的价值才能最大彰显,教育的功能才能以人为本,教育的实现才能日益多元。

  给教育改革一点信心和宽容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三)

  半月谈记者 李亚楠

  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这其实是对改革的呼唤,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触动人们的利益,教育改革也不例外。于是,每当社会需要人们参与推动教育改革的时候,许多人却退缩了。这往往不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是源自呼唤改革者内心的焦虑及恐惧,焦虑孩子输在起跑线,恐惧成为改革牺牲品。于是,改革者往往倒在呼唤改革者的反对声中。教育的“理想国”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

  农村:教育贫瘠化导致家长从焦虑到失望

  调研中,半月谈记者问在湖南山区小学支教的老师毛志华,如果有一天结束支教,最想跟孩子们说什么。她回答:“我想说,不要小小年纪就念叨着出去打工、嫁人,留下来多读点书吧。”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已是普遍现象。其实,这种“读书无用论”并非是对教育价值的否定,更多是对乡村教育的失望。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湖南省衡山县,乡村小学教师50岁以上的占41%,30岁以下的教师只占15%,少数乡镇找不到30岁以下的教师;河南济源市56岁以上的乡村小学教师占20%,农村教学点56岁以上老师占到34%。在湖南山区某农村学校,语文课由炊事员“代班”;河南一些农村孩子的数学课由体育老师来教;还有更多农村孩子的语、数、音、体、美课程,全部由一位包班老师来教。

  这些都直接导致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同城市中小学差距明显。作为通过国家验收的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河南济源市对该市92所小学进行的教学质量抽测显示,平均分85.2,城区小学全部超过平均分,农村小学仅有2所超过了平均分;2014年中招成绩分析,22所农村初中只有2所超过全市平均及格率。农村教育俨然成为“贫瘠教育”。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引发普遍焦虑

  城市又是何种景象呢?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初中化;学区房价格节节攀升,一房难求;一个班七八十个学生,教室仍然不够用;课外补习班持续火爆,成为“第二课堂”;“小升初”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堪称“小高考”……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背后,仍然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河南郑州虽然实行公办初中划片入学,但郑州最受欢迎的初中基本全是民办学校。这些民办初中同郑州几家著名的公立高中合作,通过组织全省范围内的“小升初”考试,垄断了大量优秀生源。在很多家长眼中,进了这几所初中,就相当于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好高中的大门。

  以其中一家民办初中枫杨外国语学校为例。该校每年组织的“小升初”考试,有来自河南全省的约2万名小学生参加,约占郑州市普通初中招生数目的20%。据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统计,郑州市“小升初”入学考试的录取率近年来从12:1下降至16:1,最高的学校,甚至能达到50:1,许多家长将此戏称为“小高考”,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的稀缺由此可见一斑。

  推动教育改革还需家长积极参与

  人人都需要优质教育资源,让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是教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何为优质,人们的理解、定义大为不同。许多人反对应试教育,呼唤素质教育,却不敢放弃应试教育,拥抱素质教育,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较为普遍。当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模式的转变、教育内涵的调整时,许多呼唤改革的家长便打起了退堂鼓,甚至走向改革的反对面。

  近期,河北涿鹿素质教育改革的实施者,该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郝金伦黯然“下课”,涿鹿教改宣告失败。涿鹿县学习的榜样河南西峡县虽然在素质教育改革上取得了成功,却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在教育领域,局部改革即使成功,也难成燎原之势,这便是教育改革的困境所在。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徐玉斌认为,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局部的改革都需要整体的支持,甚至需要教育系统外的社会支持,才可能成功。缺乏整体支持和统筹协调的局部改革,只能是将头上的病治到脚上,脚上的病治到背上,不但不能综合施治,除掉病根,还可能引发“排异反应”。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涿鹿教改失败的一大原因是一部分家长的反对和上访。悲哀即在于此:教育改革的失败不是源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是源自呼唤改革者对改革的放弃。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涿鹿一地,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县市之中,也存在于每一名家长的内心深处。

  以郑州市民王争艳为例。她在郑州西区有一套房子,可以划片上互助路小学,这是西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她的丈夫在郑州东区有一套房子,可以划片上纬五路一小,这同样是郑州一所有名的小学。

  但在究竟让女儿读哪个小学的问题上,王争艳陷入了纠结——东区的小学多强调素质教育,孩子们更热衷在小学参加各类特长班;西区的小学多强调基础教育和应试教育,对孩子成绩抓得比较紧,很多家长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力图让孩子考上好初中。

  王争艳内心深处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多样化的素质教育,却又担心没打好成绩基础,在以后的考试竞争中吃亏。最终,她选择了东区的纬五路一小。“因为东区的学校越来越重视成绩了,况且,即使在东区上,我也可以选择早点给孩子报辅导班。”

  郑州七中教师李婧曼分析,郑州西区家长经济条件往往一般,家长有着强烈意愿,要通过高考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东区家长虽然经济条件相对要好,但能上国际班、出国留学的仍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仍然要参与残酷的高考竞争,成绩仍然是家长考虑的第一要素。于是,在西区孩子的竞争压力下,东区孩子最终也不得不加入到辅导班的大军之中。

  一个教育的“理想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只能出自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如果家长们空有教育改革的呼唤,却缺少支持教育改革的信心和宽容,教育改革成功的希望又在哪里?显然,当前人们在焦虑之余更需保持理性,应对教育改革多一些信心和宽容,为孩子多留出一些选择的空间和成长的时间。唯有此,才能走出焦虑,回归从容。

  浙江:让教育有更多选择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四)

  半月谈记者 余靖静

  什么是好的教育?哪里是教育的“理想国”?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认为,是“有选择性的”。“最好的教育是适合学生的教育。而适合学生的教育,只有在被教育者、教育者的不断选择中才能发现、才能实现。”

  课程改革:一名学生一张课表

  统一的课程设置、过窄的课程结构、沉重的课业负担、单调的校园生活,这样的“千校一面”,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真实写照。2007年,刘希平带队到芬兰考察基础教育改革。他们在走访一所只有20多名教师、200多名学生的中学时发现,学校每学期开设200多门课程。所有参观者大为震惊。

  浙江决定做出改变。经过多次调研、论证,2012年,浙江教育发生了一场巨大变革。其核心思想是“选择性教育”。浙江省教育厅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硬件、师资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方式、合适时机实行“走班制”,把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

  变革从难度最大的高中阶段开始。2012年起,高中必修课学分从116分减至96分,选修课学分从28分增至48分。同时实行走班制,学生不仅选课程,还可以自主选择班级,争取做到“一名学生一张课表”。目前,浙江全省高中已全面建立知识拓展、技术技能、兴趣爱好、实践研究四大类选修课程体系,平均每所学校开发开设了102门选修课,约有70%的教师参与了选修课程开发,64.4%的教师兼任了选修课教学。

  走班制逐渐从选修课扩大到必修课。一些重点中学自愿打破原来的“行政教学班”模式,实行语、数、外、理、化等必修课选课走班制。位于杭州的绿城育华学校是最早的探索学校之一。“改革后,学生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上课,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难度的课堂。”该校教学负责人解释。

  高二年级的一位学生家长说,实行走班后,孩子最显著的变化是自信心提高了。“一年下来,孩子没有再说过讨厌课堂、讨厌老师、讨厌考试等,作为家长,我们真的很开心。”

  在普通高中课改成功经验的前提下,2015年开始,浙江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也正式展开,首次把义务教育课程分成基础性课程和拓展性课程两大类。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后,大部分学生成绩同比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高达95.5%的学生认为课业负担减轻了,有6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浙江省政府督学、浙江大学教授方展画认为,选课走班,是一场“破冰之旅”,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教育“工厂化、流水线”模式的根基。

  招生改革:高考成绩只占录取权重的五六成

  一个人能不能上大学、读什么样的大学,怎么能完全让分数“说了算”?2009年,浙江推出了与高中新课程改革相配套的高考改革方案,首次将综合素质评价引入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2011年启动的“三位一体”招生改革更进一步,采用“学业水平测试(高中会考)成绩+综合测试成绩+高考总分”,按一定比例折算,可谓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最早采用这种方式的高校是浙江工业大学与杭州师范大学,高考成绩占50%录取权重,而由高校自主主持进行的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左右。2011年参加高考的徐西蒙,高考成绩与他报考专业的平均录取分相比,低了20多分,但因之前他参加浙江工业大学的自主综合测试,且表现出色,依旧被浙工大工商管理专业录取。入学后仅一个学期,徐西蒙的成绩便跻身专业前15%,进入该专业实验班。到了大二,他的综合成绩就排名专业第一,还拿到了国家奖学金。

  “通过‘三位一体’招录的孩子们有一些共性,他们的职业定位非常明确,性格更为开朗,在人际交往、社会实践上很有优势,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担任学生干部,成为高校艺术团、志愿者、杂志社、广播台、电视台的中坚力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小莲说。

  方展画说,题海战术、应试教育往往压抑甚至埋没了学生的个性、综合素质和潜能,而在“三位一体”招生中,高校根据专业选才目标确定不同的素质特长考核项目,或在面试中请考生自主展示、专家组集体评分,知识面、思维逻辑、谈吐举止等都成为评分因素,而从事公益志愿工作等个人经历更是在专家评价中受到关注,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全面发展。

  高考改革:尊重“7选3”里的任何一种组合

  课程改了,招生改了,高考呢?也得改。2014年9月,一场社会反响更大的教育改革在浙江“落地”。被确定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两个试点省市之一后,浙江推出了2017年新高考方案。

  根据方案,浙江的高考不再分文理科,实行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相结合。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是统一必考科目外,考生根据自身兴趣及想要报考学校和专业的要求,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专家估算,“7选3”排列组合共有35种之多。

  嘉兴一中校长孙国虎说,积极投身课程改革和新高考改革,给学校带来最大的“红利”,就是育人方式从“选拔”到“选择”的嬗变。分数不再是唯一目的,学习成为本原的追求。“这是学生,也是学校正在发生的可贵变化。”孙国虎说,“嘉兴一中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也尊重中途变更选择。有的组合只有一个学生选,我们也正常开课。”

  同时,浙江一些中学相继开出“高中生生涯规划发展”、“职业体验”等选修课,让学生在高一就开始规划大学学什么专业,今后向什么职业方向发展。还有学校为高一新生进行“职业兴趣测试”,进而打通学校学习和职业学习之间的“隔膜”。

  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浙江高考改革试点两年来,80%的学生感受到不分文理科的自由;对于“技能型”考生而言,可以免于高考的重负,只凭学业水平考试或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参加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对于大批“特长型”学生而言,可以在“三位一体”招生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以‘选择’为主旋律的改革,会全面开花。以前那种育人的统一标尺,会完全改变。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群孩子成功。”刘希平说,随着学生与高校自主选择权的扩大,浙江将会不断趋近“好的教育”。

[责任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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