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普及和短信火爆，催生催旺了被称为“拇指经济”的新产业，去年中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2200亿条，手机、电脑和银行卡的结合，也为诈骗犯罪提供了一个隐身作案的电子平台。深圳1998年出现手机短信诈骗，是国内发现此类犯罪最早的地区之一。

　　尽管2003年3月20日深圳警方就在蛇口首破手机短信诈骗案，此后又侦破不少此类案件，但手机短信诈骗犯罪从未停息，今年11月以来，市110报警台每天接报700余宗手机短信诈骗案。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一条短信骗走宝安市民陈某60余万元，便是极为典型的一例。

　　应对手机短信诈骗，当然必须强化市民的防范意识。如今的短信诈骗，已不再是初期是利用手机点对点发送虚假中奖、六合彩特码等信息来骗几百几千元，一个流行新花样就是发短信谎称“银行卡消费提醒”，让受害人按骗子的电话提示程序，通过ATM柜员机或电话银行、网络银行向骗子的户头转帐，其技术也发展到利用短信“群发器”和互联网每小时发送数万条的程度。市民防范的关键，就是坚决拒绝陌生人由手机短信发端、以规避账户风险为由的柜员机或电话银行、网络银行“转账”操作。

　　市民谁也不愿当短信诈骗分子的提款机，但是，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系列陷阱步步为营的骗子，仅靠一己之力即使能一时侥幸自保，也无法动摇短信诈骗的根基，法治，才是从根本上遏制、打击这种新型犯罪的有效武器。

　　短信诈骗分子隐身于虚拟世界，不与受骗人谋面，这就为及时侦查、遏制犯罪平添了诸多困难。但是，手机短信和骗子敛财的银行账户，毕竟会暴露其电子和金融信息源，手机运营商和有关银行，都有技术条件发现其蛛丝马迹，只要愿意就也有能力及时阻断作案手机的通讯、冻结相关银行账号。那么，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样会不会在影响手机运营商和相关银行营业收入的同时，使企业处于违法侵权的尴尬地位呢？

　　刑法、刑事诉讼法是惩治犯罪的法律武器。我国刑罚不仅有剥夺罪犯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主刑，也有没收其财产并可独立使用的附加刑。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和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诈骗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机、银行账户及其资金，具有作案工具与罪证的双重作用，依法应予查封、没收。事实上，上海8月份就由公安部门牵头，推出电信部门依法对发送有害短信的手机停机、金融部门冻结涉案银行账户的釜底抽薪举措，到10月底，全市共接群众举报手机违法短信线索21291条，其中涉及诈骗的12400条，对805部发送违法短信息的本市手机停机，对涉及本市的5个银行账户予以冻结。

　　和手机短信诈骗的跨地域作案特点相比，上海的做法亟待推广。公安部、信息产业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近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开展治理手机违法短信息有关工作的通知》，并从1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手机违法短信息治理工作。当然，三部委联手治理离不开广大市民配合，市民面对手机诈骗信息，切不可一删了之，只求自保，而应及时、准确的举报，这也是法治社会公民精神的自觉体现。

　　与事后“亡羊补牢”措施相比，韩国的制度性防范举措也许更值得借鉴，据悉，韩国的手机诈骗更早，为害更众。2001年起，韩国采取一户一网、机号一体的手机号码入网登记制，并规定广告商在发布手机短信广告时，必须注明“广告”字样和发送者单位、电话及手机号。如果手机用户不愿接收该信息，所产生的电话费将由广告发送者承担。为保护手机用户隐私权，每晚9时至次日上午8时不得发送短信广告。韩国情报通信部还规定，对滥发垃圾短信者将处以最高8500美元的罚款。这使短信诈骗案例大减。(n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