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法律服务论坛成立 研讨新形势下贿赂犯罪治理

时间:2014-12-08 07:09:00作者:庄永廉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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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太云

 

  赵秉志

 

  梁根林

 

  王志祥

 

  李忠诚

 

  张 明

 

  詹复亮

 

  李晓玲

  论坛主题:新形势下贿赂犯罪治理 

  11月29日,方圆法律服务(太原)论坛在山西省太原市成立,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新形势下贿赂犯罪治理”展开深入研讨。检察日报社社长李雪慧代表主办方发言时表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法治生态,方圆法律服务(太原)论坛成立,其宗旨是“为传播法治思想、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努力”。他说,可以预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国的反腐败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那就是法治反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稳健地推进贪污贿赂治理工作。 

  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该如何考量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下称刑九草案)被提交审议。刑九草案根据各方面意见,拟删去对贪污受贿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并相应规定三档刑罚。与会专家对此各抒己见。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王志祥表示,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具体数额修改为概括性数额加情节,可消除过去因单纯考虑数额而难以反映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弊端,改变因数额规定过死而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时难以实现的状况。但是,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具体数额及情节均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有观点认为,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5000元的起刑点是依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确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5000元的数额标准导致贪污受贿犯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应将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适当提高。对此,王志祥表示反对。他说,与盗窃罪的起刑点数额标准相比,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数额标准显得过高,不具有合理性,亟须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将贪污受贿犯罪与盗窃罪在起刑点数额上远远拉开的现象。当然,一旦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拉低至5000元以下,司法实践中可能难以落实。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中“拍蝇”力度的加大,执行5000元以下的标准并非难事,关键是提升发现腐败犯罪的能力。就此而言,治理贪污受贿犯罪,固然离不开事后的惩罚,但完善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和执行,则是更为重要的举措。 

  从反腐败视角来分析刑九草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认为应当明确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刑九草案的说明表示,“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很显然,这是解决立法与司法实践冲突的必然选择。但是,“具体定罪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一并规定不妥,应当明确规定由两高出台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二是目前刑法对贪污罪与受贿罪的量刑采用的是同一标准。的确,贪污罪、受贿罪都是对职务、职权、职责纯洁性、廉洁性的亵渎。但是,两罪并不相同,贪污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和职务廉洁性,而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职务廉洁性;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产,受贿罪的对象多为个人财产,当然也有单位行贿的情形;贪污罪的手段有侵吞、窃取、骗取等,受贿罪的手段是接受和主动索取;贪污罪具有相对秘密性,而受贿罪由于有相对人的传播造成的影响要比贪污罪大得多,在受贿罪同其他犯罪互为因果时,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当分别规定,有所差异。 

  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所长黄太云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刑九草案根据惩治腐败犯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完善方案,但是还要认真考量关于涉财性贪腐犯罪与其他非利用职务涉财性犯罪的数额标准平衡问题。刑九草案将刚性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更有弹性的“数额十情节”模式,将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当。不过,将来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确定具体数额标准时,都应当体现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从重处罚的立法精神,注意利用职务便利涉财性腐败犯罪与其他非利用职务涉财性犯罪数额标准的平衡,如贪污罪、受贿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的数额标准平衡问题。目前这些犯罪的立案数额标准已经差距很大,如再拉大差距,恐会产生不好的法律效果。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看来,“依法反腐”的要义在于将反腐行动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符合法治精神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反腐行动。法治的精义在于良法善治。他说,我国已经建构了比较完备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为依法反腐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是,贿赂犯罪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应当将贿赂标的从财物扩张至财物、财产性利益和其他一切不正当利益或好处。二是应当建构受贿罪的罪刑规范体系,即建立由“国家工作人员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枉法受贿罪、事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使第三人受贿罪、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组成的严密完备的受贿罪罪名体系。在确定上述罪名体系的基础上,应当以“单纯受贿罪”为基准配置法定刑。如果能够建构上述规范体系,将使刑事法网涵盖形形色色的受贿行为,再狡猾的贪官污吏也将难以规避法律肆无忌惮地进行腐败交易。当然,如果认为上述方案过于理想,也可设置单一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立法模式,仅对刑法第385条进行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财产性利益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规定不同的加重情节与加重法定刑,索贿的应当从重处罚。 

  打击行贿犯罪面临哪些难题 

  刑九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完善了行贿犯罪财产刑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同时,还进一步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拟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对此,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山西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政委李晓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说,打击行贿犯罪重在切实、有效。刑九草案的这一修改,看似从立法层面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无法有效解决查处行贿犯罪的难题,增加打击受贿犯罪的难度,最终导致更多的受贿人和行贿人共同逃脱法律制裁的结果。 

  李晓玲的担忧源自办案实践。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强决定了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在某种程度上比普通刑事犯罪侦查难度更大。如果对行贿者只要构罪就打击,很容易让行贿者和受贿者形成命运共同体,使受贿犯罪难以受到有效打击。现行刑法规定,如果行贿者是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司法机关可对其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有其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如何有效打击行贿犯罪?李晓玲建议:一是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降低行贿犯罪的入罪门槛。二是建立“污点证人制度”,打破行贿受贿双方的利益同盟。三是取消受贿犯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不给腐败分子留下灰色收入的中间地带,降低对受贿犯罪的打击难度,真正实现受贿人“不敢收”,从而使行贿这种“不当投机”行为因失去卖方市场而无法成交。四是将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改为“非法所得罪”,实现举证责任倒置,并建立严密可行的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和完善公民纳税申报制度,对于当时未经申报登记的财产和收入,案发后不得作为合法财产来源的抗辩,一律推定为非法所得,并提高量刑标准,增大犯罪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张明表示,虽然我国刑法不断严密惩罚贿赂犯罪的法网,但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公约》将贿赂的范围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并不限于物质性利益。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公约》中的规定,将成为未来依法治理贿赂犯罪的重要动向。另外,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且此类犯罪的证据具有隐蔽性、单一性、有限性、易变性等特征,故贪污贿赂犯罪亦被称为白领犯罪中的“密室犯罪”,证据收集和审查难度可见一斑。既要看到上述困难,更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绝不能因此人为地降低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据采信标准,应在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的基础上,完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推定和司法认定标准,确保把每一起贪腐案件都办成铁案。 

  黄太云认为,应当认真评估进一步严格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对打击贿赂犯罪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问题。刑九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贿犯罪增加了罚金刑规定。应当说,使行贿犯罪分子受到刑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这对于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很有必要。二是进一步严格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对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作了更加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样修改虽然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但任何措施都会是双刃剑。如果对行贿者的打击过于严厉,行贿者和受贿者很容易意识到彼此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行贿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案发前还会不会主动交待行贿行为、检举受贿犯罪?案发后,行贿人还能不能积极配合查处受贿事实?这些问题会随之而来。本想通过此修改更加严厉地惩处贿赂犯罪,但实际上有可能给查处腐败犯罪造成困难,反而更不利于打击贿赂犯罪。 

  反腐败刑事法治体系应如何构建 

  贿赂犯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和人类社会的毒瘤。这种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基于履行公权力便利的一种交易活动,是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表现,也是反腐败的重点。与会专家认为,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就要进一步提升治理贿赂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提出,要有效治理贿赂犯罪,需要树立以下理念:一是系统性治理。治理贿赂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文化等各种资源,而不能“单打一”。二是多元化治理。治理贿赂犯罪,需要党和政府态度鲜明,决心坚定,还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及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政党、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等治理主体多元、立体格局。三是法治化治理。增强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查办案件、推动治理贿赂犯罪工作。四是谦抑性治理。从长远讲,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发挥行政、经济、司法、道德、文化以及体制改革等各种治理资源的惩治、教育、预防等功能和作用,而不局限甚至迷信于刑事措施。但从当前看,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实际,必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加大办案力度,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詹复亮说,当下,如何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规制严密、罪刑得当、治理有效的反腐败刑事法治体系,适应反腐败形势深入发展新要求,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课题。从司法实践看,当前贿赂犯罪活动日益呈现新趋势新特点,比如作案手段不断翻新,群体化、系统化等现象比较普遍,跨区域、跨国境犯罪以及作案后潜逃等趋势日益明显等,不断对现行法律和司法部门提出新挑战。因此,一要深入研究贿赂犯罪新情况,增强治理贿赂犯罪的能力;二要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群体化、系统化案件的水平,决不留漏网之鱼;三要充分运用侦查一体化机制和区域联动办案模式,精确打击跨区域、跨国境贿赂犯罪,提升整体、集约、规模办案效果;四要加大跨国境追逃追赃力度,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表示,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主要组成部分。治理贿赂犯罪也就等于抓住了治理腐败犯罪的“牛鼻子”。推进反腐败新形势下贿赂犯罪的治理,是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他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专门反腐败法,集中确立我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实体规则、程序运行等主要内容,使之成为一部符合实际、务实管用、与时俱进的反腐“基本法”,从而增强我国反腐败的实效性、严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二是坚持惩防并举、综合治理。既要完善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加大惩处贿赂犯罪的力度,保持惩处贿赂犯罪的高压态势,坚持“打虎”“拍蝇”并举,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肃。同时,又要注重预防,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制度规范,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三是重视对行贿犯罪的治理。行贿与受贿是对合犯罪。行贿犯罪也具有严重的腐蚀性和社会危害性,并且是受贿犯罪的重要诱因。实践证明,查处行贿犯罪有利于突破受贿犯罪,查处受贿犯罪同样也有利于发现行贿犯罪。因此,应把查办行贿犯罪作为统筹推动贿赂犯罪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大惩处行贿犯罪的力度,增加行贿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纠正“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从而更好地防治贿赂犯罪。 

  (摄影:郭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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