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名人造谣生事被拘引热议 专家:对谣言应施予"法治"

时间:2013-09-02 06:55:00作者:舒圣祥 乔子轩 符向军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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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治理网络谣言,要不要加强立法?】

  随着最近“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名人造谣生事被刑拘,如何把握言论自由边界,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治理网络谣言,是否要加强立法,让造谣、传谣者“三思而后行”?

  话题预告:8月底,国家发改委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及,下半年将“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房产税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打击谣言与网络自由并行不悖

  说到底,网络谣言其实与现实生活中的造谣惹事,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网络更为开放也更为隐蔽,让造谣者更有发挥的余地,多了几分躲在幕后的恣妄。网络平台原本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却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和控制以达到个人目的,当然非常令人痛心。传统意义上广受肯定的网民、网络民意,甚至因此面临着被重新定位的尴尬。

  这一方面提醒我们的网民,特别是传统媒体,看待网络热点事件应该更加理性更加客观,以避免被愚弄和利用。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的监管者,网络管理制度建设已经明显滞后于网络发展,应该完善相关制度,加大惩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现有法律,甚至专门进行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网络毕竟是网络,它得以存在和繁荣的基础,就在于言论的自由。但是,打击网络谣言与保护网络自由,本身是不矛盾的。因为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信口雌黄无事生非,借此恶意攻击他人,甚至要挟诈骗。问题在于,网络谣言是否真是谣言,在真相大白之前往往没有标准,如果打击网络谣言的权力被滥用为“维护形象”、“保护官员”的法宝,则可能会危及网络世界的言论自由和不记名开放。

  某种意义上,谣言四起也是自由开放的一种应付代价。具体到个案,被侵犯利益的受害者当然要报警,公安部门也必须立案调查重拳打击;但在整体意义上,更重要的还是网民和舆论需要增强思考意识和识别能力,不能动辄被“网络大V”们所左右——而这,恰恰首先需要更多地去经历和历练;只有看得多了,揭露得多了,公众才不再那么容易被蛊惑。

  总之,在打击网络谣言与保护网络自由之间,应该掌握好一个平衡点,不要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既不毫无辨识能力地全盘肯定,也不因为网络谣言的客观存在而全盘否定。网络谣言归网络谣言,网络自由归网络自由,打击前者与保护后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舒圣祥)

  防谣止谣,执法比立法更“对症”

  伴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广泛应用,谣言由此插上快速发酵的翅膀,网络谣言泛滥也随之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为防谣止谣,通过立法使不法者“三思而后行”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执法当比立法更合时宜、更符实际。

  理由之一,我国有关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定众多,治谣有法可依。网络谣言突破言论自由的合法尺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秩序,应受法律惩罚。从民事到行政再到刑法,网络从未成为“法外之地”,网络谣言也从未成为“法外之行为”。首先,在民事法律领域,网络谣言侵犯公民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明确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在行政法律领域,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以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均规定有对应的行政处罚。第三,在刑事法律领域,虽然现行刑法尚无针对网络谣言的专门罪名,但对应受刑事惩罚的制谣、传谣行为,刑事法律并非“束手无策”,比如寻衅滋事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均可视案情规制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或危害国家完全的制谣、传谣行为。在此情况下,立法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徒增法治成本。

  立法不是把万能钥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当前,通过立法使不法者“三思而后行”,不过是立法依赖症的病情发作,泛立法主义的具体体现。现有法律制度已有相对完备的规定,把防谣止谣的目光和精力过多投在如何立法上,而不放在如何把现有法律执行到位上,无异于医生给病人开错方子、抓错药,贻误治疗时机,害莫大焉。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只要严格依照现行法律,对网络谣言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执行到位不缺位,才可能让谣言止于执法。(乔子轩)

  对谣言应施予“法治”

  网络谣言并非无法可治。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三个层面:造谣诽谤的,受害者有权依据民法通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经济赔偿等民事侵权责任;触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给予造谣者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诽谤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罪等,则可根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现行法律大多笼统、陈旧,跟不上信息裂变式传播的网络时代,对网络谣言的制造和传播缺乏有效规制。一般严重捏造事实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才予立案;个人受谣言侵害,提起诉讼更需勇气。不但诉讼程序繁琐费时,而且举证责任艰苛。海量信息和网络匿名下,取证非常难,而如果不能提供造谣者的具体身份、地址、联系方式等真实信息,法院则很难立案和审理。

  技术、人力种种限制,让辟谣维权难上加难,大部分谣言游走于法律和道德边缘,轻易逃脱法律惩处。对谣言施予“法治”,提高违法成本,使造谣者得不偿失,显得尤为急迫。

  一是针对民事诉讼立案和取证难,可降低诉讼和举证门槛,改变“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局面。比如,被侵权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不能提供被告真实身份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实际,告知其可以电子证据中标记的IP地址或者网络名称作为被告。

  二是公安机关要积极作为,面对网络谣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不能消极被动。

  三是改变刑法罪名体系过于简单、简陋及法定刑偏低的现状,要完善立法,让罪名更具体、明确、细化,增加可操作性,并加大惩治力度。

  四是明确侵权行为的载体——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网络服务商并非置身“谣言利益链”事外,很多时候还为谣言泛起推波助澜。必须强化其法律责任,明确其在降低、消除网络谣言传播方面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消除网络谣言滋生的“温床”。

  总之,谣言止于智者、知者,更止于“治者”。只有建立完善有效的防堵网络谣言机制和惩罚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粉碎谣言。(符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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