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流程多环节诱发滋生腐败 应填补制度漏洞

时间:2012-03-24 14:55:00作者:冯建红 王楠新闻来源:《方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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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拆迁,网络上有层出不穷的段子,传播广泛的有这么一句:“拆出来的机会,迁进去的财富。”拆迁款这块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放倒”了一批又一批人

  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在机场南线高速公路工程拆迁过程中,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及受贿逾2亿元,今年2月23日,该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除了李丙春,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近年来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拆迁款这块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放倒”了一批又一批人。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在今年1月14日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北京市共有61人因拆迁领域犯罪被抓,其中立案侦查利用职权侵吞、骗取拆迁补偿款等犯罪22件33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到2011年5月份,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32件35人。此外,多个地方检察机关的调查报告都显示,农村土地征用、拆迁已经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高发领域。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纪召兵表示,在我国,无论是城市拆迁还是农村征地拆迁,在拆迁性质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两个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共性的特点。

  《方圆》统计了近年来全国各地查办的数十起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通过对其案件特点、犯罪诱因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试图梳理出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脉络。

  窝案、串案发生概率大

  “在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中,窝案、串案的发生的概率极大。”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金明霞表示,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占到了三分之一,最大的一起窝案是2006年的崇远物美公司诈骗工程补偿款、补助费及生活特困补助案,涉案人员达16人之多。

  在这起案件中,北京崇远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与当时担任前门拆除封堵工作副总指挥的北京市崇文区(已与东城区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房管中心前门分中心原副主任张小亮(化名)共谋,骗取前门东片地区解危排险工程补偿款、补助费及生活特困补助共计233万余元,其中,张小亮获得“好处费”5万元。另外,该案涉案人员还包括拆迁公司、地产评估公司、发改委等工作人员。

  “没有政府房屋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这样的案件不可能顺利实施。”北京市海淀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方圆》记者,拆迁工作一般由多个部门负责共同完成,行为人要达到其违法目的,一般凭一人的力量很难达到,作案时往往会联合其他负责拆迁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甚至一些非国家工作人员,如社会闲散人员等。

  这种多部门多人员参与的共同犯罪,在2006年北京市最大的一起拆迁受贿案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北京市崇文区房地产发证事务所原职员吴梅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协作形成犯罪链:拆迁户李媛向吴梅、区房管局测绘人员陈建英、区公证处公证员蒋进、北京新开元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职员张力四人行贿,四人接受贿赂——陈建英虚构房屋面积——吴梅伪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制作虚假房屋所有权证书——蒋进提供虚假的公证手续——张力提供帮助——拆迁户违法领取拆迁补偿款。

  “这类案件的隐蔽性较强,由于拆迁领域属于多家参与、各负其责、互相监督,如果行为人互相勾结共同作案,则监督失去了效用,而且使案件很难被发现,即使有人举报而案发,行为人也往往会形成攻守同盟,使得案件的查处较难。”罗猛说。

  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涉及了受贿、行贿、贪污、挪用公款、玩忽职守等多个罪名。《方圆》统计调查的数十起案件中,其中受贿犯罪占案件总数的68.3%;贪污犯罪占案件总数的7.3%;挪用公款犯罪占4.9%;行贿占7.3%,渎职类犯罪占 12.1%。

  受贿犯罪占的比重最大,成为主要的犯罪表现形态。同时,在这一领域的职务犯罪中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相互交织,互为利用,形成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滥用职权的恶性循环。

  涉案人员部门相对集中

  2010年2月,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为了建设“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中心”的需要,对某社区进行拆迁,拆迁工作由社区具体实施。该社区居委会即将退休的党支部原书记孙明采取欺骗、隐瞒地面附着物拆迁款的手段,将22万余元拆迁款私分。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被拆迁人贿赂,为其房屋及工程拆迁提供帮助。

  2011年11月,孙明因贪污罪、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听完宣判词后,孙明一声长叹,悔不当初。像孙明一样晚节不保的基层干部不在少数。

  分析涉案人员所在部门还会发现,这些人一般都在拆迁相关领域如房管部门、测绘部门工作多年。一方面,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实际权力,且熟悉行业、人际关系复杂,容易实现违规操作;另一方面,这些人自律观念不强,认为自己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赶上拆迁机会难得,滋生侥幸“捞一笔”的念头。

  “除了窝案、串案较为集中外,负责发放拆迁补偿款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发案也十分突出。”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办公室主任助理李楠介绍说,房山检察院立案查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要为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财务人员,“而且涉案人员普遍学历程度不高,受教育层次较低,自我控制意识较差。”

  《方圆》统计的数十起案件中,具有初、高中文化层次的职务犯罪人员约占50%。

  2007年8月至9月,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进行的“城中村改造吉祥村大陆家洼地块”项目涉及的胜利三村村民小组房屋拆迁实施过程中,燕子矶街道吉祥村居委会原主任陆建华(化名)等四人为了获取拆迁安置房,分别同胜利三村村民小组长陈一水(化名)采取虚假购买集体房屋的手段,与栖霞区拆迁办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骗取了拆迁补偿款。在法庭上,陆建华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表示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由于拆迁工作具有的临时性质,政府对拆迁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个职能机构,缺少有效的统一管理和培训,使得有关人员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罗猛解释说。

  《方圆》在对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与城市拆迁有关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研时还发现,虽然拆迁工作中职务犯罪的案发地包括规划委员会、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评估公司、拆迁服务公司等多个单位,几乎涵盖了拆迁所涉及的各个部门,但主要集中在房管局和负责拆迁机构这两个范围。

  以乌鲁木齐市房屋拆迁第一案为例。在这起行受贿系列窝案中,23岁专以倒卖房子为生的“房虫”仵某,将新疆乌鲁木齐市两大民生工程十余名拆迁干部“俘虏”,与县级干部谈判成为利益共同体,从中获利近千万元。涉案的十余名拆迁干部,几乎都是房管局和负责拆迁工作人员。

  据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朱虹介绍,近年来,涉及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房管局或负责拆迁的人员,在所有的犯罪主体来源构成中占85%以上。

  公有房变私有房

  2008年10月,北京市前门房管所原所长马德友为某企业领导潘佳(化名)更改房屋承租关系获利一事案发,牵出一个前门房管所滥用职权系列窝案。

  从2001年起至案发,马德友利用职务之便,使本单位近10名职工非法获得承租权,从而取得几百万元拆迁补偿款。其间,他还出具虚假证明欺骗拆迁指挥部;并以解决本单位职工住房困难的名义,向负责前门地区开发的某地产开发公司索要房屋,并以女儿、爱人名义承租,以获得拆迁补偿款。

  该案的犯罪对象是直管公房。直管公房是国有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房屋所有权属于国家。直管公房作为承租标的物,只具有使用价值而无法以货币形式计算价值,只有在拆迁过程中经过评估,其货币价值才得以体现。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的调研表明,北京地区近10年来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以直管公房为主要犯罪对象的新特点。事实上,这种新犯罪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方圆》记者进行统计调查时发现,近年来,全国各地涉及直管公房的职务犯罪案件增多。

  直管公房一般面积不大,但在拆迁时却“猫腻”最多。涉案人员最常用的手段是“违建房变产权房、公有房变私有房、一户变多户”。

  在这些案件中,涉案人员利用多年从事房产登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解国家政策,借城市建设拆迁的时机,进行有计划的犯罪,方式十分隐蔽、专业。

  如在违建房变产权房的过程中,涉案人员或是将申请时间、测绘时间及初审、复审等各种审批时间提前,使后建的临时建筑变成在有效年限内取得正式房产证的合法建筑;或是通过伪造规划许可证、出具虚假测绘报告、进行虚假公证登记等方式,使“抢、改、扩”建或自建房屋取得合法的房产证明。

  再如,涉案人员将公有建筑变为私有房屋的犯罪方式不仅专业,而且呈现多样化:一是伪造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房屋产权放弃说明,并行贿负责验收等工作的拆迁人员,将公有临时建筑“变”为私有产权房屋;二是房管所人员违规对内控区域内房产办理企业租改民租和分户手续,使企业承租的房屋变成了个人承租房,个人获取拆迁补偿款;三是房管所领导在“冻结”期内私自决定,将房管所管理的直管公房分配给职工,使其未曾入住即在随后的拆迁中领取拆迁补偿款;四是房管所领导擅自批准将一些根本没有居住条件的门道、煤棚,作为居住用房承租给 “困难职工”,使其获取拆迁补偿款。

  涉案人员有时还利用负责具体拆迁事项的权力为被拆迁户多评估或直接“增加”房屋使用面积,甚至协助请托人冒领他人拆迁补偿款;还有的在拆迁工作中将本来的一户分成多户,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通过这些手段,被拆迁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不正当拆迁利益。经统计,近10年来,仅北京地区这3种不正当拆迁利益就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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