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到线上的利益网:疫痛后食野味陋习能否绝迹

时间:2020-02-17 09:29:00作者:史卫燕新闻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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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痛后,食野味陋习能否绝迹? 

  本报记者史卫燕

  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

  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中间宿主还未完全确定,但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这次疫情的病毒来源也指向野生动物。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悲剧却再次上演。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不会第三次踏入这条河?

  线上“野味帝国”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车,欢迎订货!”1月23日,一个名为“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信号朋友圈中发布视频,画面中一只动物蜷缩在铁笼,眼神充满惊惧。发布者称,这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只。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

  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在内的19名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随后,此商贩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并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销售野生动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贩子借着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野味帝国”。

  记者发现,这些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网店等不断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红”,吸引嗜血食客:

  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上,头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开膛破肚、剥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放大拍摄。拍摄者大喊:“看到没有,还有心跳,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羊应声倒地。“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

  对野味食客来说,这些似乎还不够。贩子们会不断强调,自己卖的是正宗野味而非驯养繁殖。

  视频中,竹林里的野猪中了陷阱想要逃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赶紧跑过去给镜头特写,大喊“实在是太凶了!”

  有的贩子“花式杀戮”野生动物时,不忘加上配音:“纯野的,一丁点油都没有哦!”“纯野生野鸡,看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一下,野生的,腿上没有伤!”

  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还有肮脏不堪的环境。贩子们往往选择山村中偏僻破旧的院子进行宰杀,成堆的动物死体直接露天摆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杂的垃圾。

  “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来,视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白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常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鼠数不胜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供应;剥了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应30万只……

  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

  有着众多上家和下家的贩子们难掩高调。有的发动对外招商融资,召开股东大会,以一万元一股的价格出售原始股票;有的手上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动物园都要从他手上购买各种野生动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团队成员”,做品牌扩张,分享自己的梦想是把生意推广到全中国,拥有“成功者的辉煌”。

  这些贩子十分狡猾。他们在视频中从不显示有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尔暴露的方言口音,几乎难以定位。

  线下“跨维流动”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表示,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场、地下黑市、网络售卖三种方式。公开市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公开市场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及东北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地区则成为重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

  “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候鸟,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副‘野味地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甚至还有成功培训野生动物作为“捕猎助理”。

  媒鸭是猎人为网捕野生水禽、吸引猎物而驯养的野鸭。长期关注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刘懿丹介绍说,驯养媒鸭的捕鸭人基本来自特定的地区。每年中秋节后,他们就奔赴全国各地捕鸭,尤其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地区更是“集团化作战”。捕鸭人一般只负责抓野鸭,不负责卖鸭子,猎物则给“大老板”,每人每月可挣上万元。

  配合偷猎的,除了媒鸭,还有猴子。森林公安查处的多起案件显示,每逢鹭鸟繁殖季,安徽部分地区“偷鸟人”,就会有组织地赴全国各地偷鸟蛋。鹭鸟喜欢在高树上集中产卵,“偷鸟人”便训练猴子偷鸟蛋。猴子带着口袋爬到树顶,把鸟蛋掏好顺下来。

  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点。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如何通过非法途径运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过程。

  当时他们接到线索,宁夏一些大巴车司机,常年与野生动物贩子勾结,将野兔、黄羊、野鸡等活体或死体塞入行李舱中运至各地。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的大巴车进行跟踪记录。他们观察到,仅一次运输过程,各个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接货物的车辆就有27台。

  “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这只是我们一次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道不知道还有多少。”祁玉婷说。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关于全国客车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案例显示,这个网络几乎可以到达我国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动的各种动物,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物种,也有果子狸、旱獭、野兔等易于传播病毒的野生动物。

  志愿者与司机攀谈得知,夹带野生动物的收益,远超运客收入。例如,拉一只野兔子收10元,一趟下来能赚5000元。有的大巴车,根本不拉带行李的旅客。在某种意义上,乘客成了野生动物的掩护,运输野生动物才是这些司机的主业。

  这些司机不知道的是,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条产业链中的零头。多起案件显示,非法野生动物从捕获到最后售出,中间的利润可以翻十倍。一只天鹅的进价为2000元,转手就能卖到2万元。

  按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运输野生动物出县境,必须要有检验检疫证明和合法来源证明。在实际工作中,相关检查远远不够。

  “大巴车司机长期干这个,一出发就打电话。这边发车了,那边就说在哪里等,如果有危险马上通知换地方。”祁玉婷说。

  志愿者还发现,上下货点一般集中在高速收费站、服务区附近的路边、空旷平地等。有的货点甚至在终点客运站,就在管理人员眼皮下。

  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运送野生动物。

  公开报道显示,有胆大妄为的野生动物贩子,公然将一车车野生动物拉至火车站转运。勾结铁路货运部门管理人员,身着工作人员制服,自由出入货运场所。

  沪昆高速湘赣交界处的收费站,一辆装运苹果的货车放弃绿色通道,选择收费通道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开车厢,搬开一箱箱苹果后,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体出现在民警眼前:因是非法狩猎而得,许多动物腿部断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

  按图索骥,在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发现了一张遍及全国15个省份、江西11个地市30多个县的犯罪网络,查出不少公职人员参与贩卖,非法开具运输证明。

  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

  “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生动物被卖掉。受疫情影响,现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库。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之前,这些野生动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源。”刘懿丹表示。

  野味产业形成了层级分明的产业链条和庞大的销售网络。其中,根据“冷库”规模,就可以判断商家的地位。

  上规模的“上家”,把厂房改造成冷库。小规模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冷库”就是冰箱或冰柜,散布在菜市场、街边小店、山区破旧楼房中,遍地开花,相关部门甚至无法提供基本估算量。

  “利用”实为“利益”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

  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问题。

  事实上,研究SARS病毒源头的多位专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最低。

  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17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迅猛。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用企业1500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的发展目标。

  “相对来说,确定可以商业利用的54种动物,比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动物无法进行人工驯养,但非常容易通过审批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让人气愤又无奈。”周海翔说。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2013年间,国家林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证养殖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养殖,实却是大肆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后门非法进,前门合法出,养殖场“坐地生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开做起“办证买卖”生意,惊现“办证集团”。

  “证件办不下来一毛不收,有需要办的朋友请提前预约,年后要办的人很多,现在都有十几位预约了。”在名为“养殖珍禽交易服务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仅每天直播杀害野生动物视频,还称自己可以每个证2万至3万元的价格,帮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据其张贴的微信对话截图,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办证”生意十分红火。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唤饮食“文明”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空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

[责任编辑:刘彬]